其中既有他对国共两党领袖的评价，也有他对感情生活的坦白。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将许多“成说”否定了，并敢于将对事对人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惊人之语说了出来。
本文系张友坤与《环球人物》的访谈，摘自2014年第28期。
张学良坦诚，赵一荻“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
晚年张学良夫妇做礼拜
张友坤，1938年4月出生于河南洛阳。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系。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秘书。转业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法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等。代表作有《张学良画传》。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
“那是张学良在拱手致谢呢。”见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友坤连忙解释起来。“1998年，我去夏威夷拜访少帅，赠送他一本我撰写的《张学良年谱》。我说：‘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回大陆老家看看。’张学良听后拱手说：‘谢谢他们！’”
因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时有相关著作问世，很多人猜测张友坤是张学良的亲戚。对此，张友坤连连摆手，“没有的事。”他说：“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学良将军，对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特感兴趣。后来我有幸给吕正操将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秘书，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看过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要撰写《西安事变简史》，吕老曾是撰写该史的领导者之一。我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才走上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安事变之路的。”1990年张友坤转业后，到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和西安事变研究中心顾问。
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张友坤始终有一块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一批“最权威”张学良口述资料一直无缘问世。2009年，他与胡玉海、王海晨等，应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参与主编、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下文称《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工作，不久前终于系统出版。张友坤也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口述史的版本很多，这一部《口述历史》与其它版本有何不同之处？
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4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这4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
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环球人物杂志：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
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都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三是评价方面，对事对人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当然随着年龄增大，张学良在口述中也有说错的地方，并经常重复一些话题。其中有他痛心的事，如老师郭松龄反对他老爸张作霖；他痛恨的事，如皇姑屯炸车案；他愤愤不平的事，如杨虎城被杀；他得意的事，如东北易帜等。
环球人物杂志：有哪些敏感事件是过去没有谈到，这次首次披露的？
张友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获誉的顶点，也是受辱的起点。最早对西安事变他闭口不谈，只是1986年跟晚辈们谈到历史时，在末尾透露了一点说：“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我今年86岁了才跟你们讲这个话。”他也曾经回忆：“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事实上是蒋介石嘱（托秘书）陈布雷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杜撰……”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他并没有深谈。
这一次张学良谈了很多。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则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张、杨捉住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它究竟为何人起草？许多论著和回忆录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在西安事变中当过张、杨新闻发言人的申伯纯写《西安事变纪实》时，记载是“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然而，究竟是哪几个秘书？说得最明确的是张学良的心腹、也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应德田，他说“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张学良在口述中拨开了这些迷雾：“没有黎天才的事，怎么会出了个黎天才呢？是吴家象，他是我的秘书长，就是他，（写得）并不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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