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份俄文绝密档案中的毛泽东:与长子发生冲突(图)

　　1944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但这一次是到东方研究所学习。他不断向苏联有关机构提出回国的要求，最终这个请求在1945年年底得到了批准。在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他祝岸英一路顺风，并给了他一件礼物：一把雕有精美花纹的左轮手枪。岸英带着这把枪飞回了延安，这把枪从此与他形影不离。

　　他与父亲的关系的发展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岸英对他几乎毫无记忆，对贺妈妈不无同情，至于他对江青的态度，往好里说，也总是带着一份戒心。江青不时眼泪汪汪地在毛面前抱怨岸英。

　　“在一些纯属臆想的问题上，父子间的不和迅速增加。” 苏联情报官员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毛泽东认定他的儿子是个只知道理论、不熟悉中国的生活和生产实际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称他的儿子在苏联被宠坏了，对他在苏联接受的教育表示不满。为了教会他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1946年春天，毛岸英被打发到乡下去劳动，做了富裕的农民吴满有手下的一个帮工。毛岸英在那里干了三个月左右的活，这时做父亲的才表示满意。“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毛说道。他还说：“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啊！”

　　在这之后，毛把他的儿子派到中央宣传部去工作。1947年3月，岸英和其他中央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延安，跟着毛走进了陕北的群山之中。

　　与其长子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快的冲突

　　1947年5月，毛的另外两个孩子岸青和娇娇，也从苏联返华。贺子珍同他们一道回国。他们到了哈尔滨，受到了当地共产党官员的悉心照顾。孩子们用俄语聊天（他们几乎不懂中文）。

　　在此前后，在1948年3月，已经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和他的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穿过山西省，挺进到河北省西部。

　　在那里，刘少奇和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自1947年3月起就已在平山县驻扎下来。刘和朱住在西柏坡村，该村位于交通不便的太行山区中一个狭长的河谷上，坐落在一个湍急的小河的两岸，地处北平西南，两地相距280公里。

　　毛泽东的部队于1948年5月底抵达该村。在这场内战余下的几乎全部岁月里，共产党中国的新首都就是西柏坡村。1949年3月底，也就是共产党军队进驻北平两个月后，毛和其他中央委员会的官员们才离开西柏坡。

　　在西柏坡，毛和江青住在一栋舒适的、带有内院的平房里。院子的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房子里几乎没有家具，但对不习惯过奢侈生活的毛来说，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就令他心满意足了。他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一把椭圆形的扶手椅上，椅子的四个脚是弯曲的，面前是一个又大又沉的木制办公桌。他就在这里会见党内同志，与朱德一起商讨军事方案，及起草党的文件。

　　也是在这里，1948年6月，他与其长子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快的冲突，在其后一段不短的时间内，这一冲突给他们的关系投下了一道阴影。当时，心直口快且又有点天真的岸英，在情绪高度激动的状态下，指责他父亲制造“领袖崇拜”，甚至骂他是“假领袖”。他在党内的所见所闻已足以使他感受到围绕着他父亲的那种气氛。如果江青和周恩来不出来干预，天晓得冲突会怎样收场。他们严厉地批评岸英，要他写检讨。

　　经过这么一番敲打，这位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乖巧了一些，俯首听凭胜利者的发落。在检讨书里，他承认说：“我的行动破坏了父亲的权威。”他说他“骄傲自大”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苏联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他还说他 “在苏联一直像‘小领袖’一样被人供着……享受着舒适的物质条件，一生中从来没有吃过苦”。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深思熟虑了岸英的情况之后，一个决定做出了：只能“让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低层次的技术工作，由（毛的秘书）陈伯达来监督他的工作”，还规定他的“生活待遇不得与同级别的其他工作人员有任何差异”。毛拒绝见他的儿子，直到1949年2月。另外，不经许可，岸英也不得进入他父亲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