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水员背出“邓大人”
日本人走后,王绪年留在了大鹿岛。于开臣说,当时王绪年惦记着船上留下的银子等财宝。
“有一次王绪年下潜,在一个密闭的舱内发现一尊金佛,带着金佛要离开时他发现里面还有一尊穿着官府的骨架坐在椅子上,随手扯了一下,一块骨头便掉了出来。”于开臣说,“受到惊吓的王绪年立即离开舱室,返回岸上,但一到岸上,王绪年就病了。”于开臣说。几天后,王绪年病好,在村民李桂斌和于永灵的协助下,他带着油毡纸再次下水,把舱内的遗骸连同官服包好后一起收殓到岸上,安葬在大鹿岛东口的一处山腰下,并在墓前立起一块木牌,上书:邓世昌大人之墓。
对于大鹿岛人坚持认为墓中之人是“邓世昌”的说法,陈悦说,根据各种历史档案都明确记载,邓世昌是军舰沉没时落水后、拒绝援救慷慨赴死的,“邓世昌是殉节于茫茫大海,怎么会在大鹿岛上有个墓呢?”也因为这个原因,丹东的文物部门一直未对邓世昌墓进行认定。
不过在大鹿岛村民看来,不管墓里是不是真的“邓大人”,“反正邓大人的民族精神已经融入我们鹿岛村每个人的心里。”于开臣说。
打捞队船长揭秘18年前打捞致远号
张序三中将:“哪怕只剩一块铁,也要把它捞上来”
由于邓世昌和致远舰在国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此外当地还传出数次打捞“谣言”。
第一次,在1988年,当时辽宁省文化厅筹集资金来到大鹿岛海域,在水下进行勘察时,一名潜水员不幸遇难,此次打捞就此搁浅。
此后,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
真正的打捞行动是在第三次,也是迄今为止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
成立“打捞办”
199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大鹿岛。
1996年12月18日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纷纷致函打捞办,支持打捞“致远”舰,兴建中国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
这次打捞行动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张序三中将为总指挥,下设总策划、领导小组、专家组、办公室,机构组成人员共30余人。并动用了国内唯一的流动舞台车,准备以北京为起点,行程1.2万公里,穿越68个大中城市进行宣传。
从1997年4月30日开始至8月29日,整个打捞历时122天。
据当时担任打捞队船长的大鹿岛村民马路臣向华西都市报记者介绍,为了此次打捞,北京、上海、辽宁等地都派出了各种专家前来参与,同时还调来了多种先进设备。
马路臣说,为了这次打捞,打捞办还制作了专门的制服,普通工作人员为红色上衣,专家为白色衣服,后面还印有“打捞致远舰”的字样。
这次打捞,马路臣的父亲马福生等老一辈船员也在船上,协助工作组定位沉船。“我父亲他们当年出海打渔的时候,经常会在传说致远沉船点附近被刮网,这些信息都成为工作组定位沉舰的线索。”
但在打捞初期,工作组的定位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当年曾被日本人拉夫打捞致远舰的李桂斌时年已经80多岁,在听闻此事后,表示:“我就是爬也要爬去。”李桂斌的这一举动,让打捞办的工作人员大为感动。
涉嫌“非法集资”夭折
当时工程总费用估算3000余万元。就在打捞办着手打捞时,国家文物局取消了“打捞办”,因为资金问题此次中标的打捞公司将国家文物局和东港市政府等单位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后又因参与打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在东港宣传过程中向民众募捐,涉嫌“非法集资”等问题,这次沉舰打捞计划就此彻底夭折。马路臣说:“这次打捞真的很可惜,如果不是打捞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或者如果国家能够掏钱进行打捞,现在致远舰可能早已出水了。”
在打捞之初,也有人表示,致远舰在海底可能早已零散,不值得打捞。当时张序三中将就明确回应说:“致远”舰官兵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团结奋战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我们捞的是民族魂,哪怕只剩下一块铁也要把它捞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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