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年以后,贺子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子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泽东,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贺子珍是个性格温柔、文雅的人,从来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但她并不软弱,她外柔内刚,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当年,她才17岁,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脱离革命,嫁了人,躲进安乐窝。而她,偏不肯低头服输。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土匪”的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就是贺子珍的性格。如今,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娇娇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
毛泽东多次挽留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时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让她回来。毛泽东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样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响应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的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走。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贺子珍不肯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老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在名单中本没有贺子珍。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的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苏联治伤学习的要求。这样贺子珍就去了苏联。
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贺子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至今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惋惜。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直到很久以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 “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的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儿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此饮恨终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没有说过毛泽东一句不是,对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她总是责怪自己,默默地承担着这悲苦的后果。人们无法预料不存在的,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本来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更何况是具有复杂思想的人呢?贺子珍当时只有28岁,年轻气盛,从一种简单的、良好的愿望出发,认为自己走的理由充分、正确,就理直气壮地、坦坦然然地走了。她怎么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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