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出狱后的张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周恩来、郭隆真一行，在好心人的捐赠和各方的资助下，于1920年11月7日远航法国，勤工俭学。
盛成在《纪德的态度》的序里说：“1920年12月28日早晨八时，我赶到里昂车站对面的大旅馆，周恩来便给我介绍郭隆真和张若名。……从1月2日起我开始教她们法语。隆真比我大六岁，她学习进度很慢，若名比我小三岁，她聪明过人，举一隅则以三隅返。……至于隆真的法语后改由若名直接教她。……若名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出国之前，张若名还接受北京《晨报》的聘请，任该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1921年4月至7月间，《晨报》上发表了六篇她撰写的通讯，其中有两篇后来被编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书。这些文章，特别是对留法勤工俭学生之恐慌与觉悟的观察和分析，见解独特，立场鲜明。
不幸的是，中国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无法自救，于是，寄希望于刚刚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学，这是北京中法大学的海外部，入学需要验证学历或通过考试，并有能力支付费用或取得官费资助，对于无条件开放入学的要求，校方予以拒绝。得知国内所招学生即将抵达，在法的勤工俭学生十分焦急。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生进占里大，在校方的要求下，法国里昂当局出动警察拘禁学生。后各方交涉无结果，蔡和生、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位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当时在巴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人，四处奔波，声援营救，都无济于事。
周恩来初到欧洲时，思想徘徊在欧美民主政治与俄国共产主义之间。里大事件后，他和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生对民主政治顿生失望，转向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6月下旬，“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该组织简称“旅欧少共”，后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若名和郭隆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少共”，后自动转入共青团。
三
周恩来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张若名的法语优势发挥了作用。她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曾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把讲稿整理成三篇文章，即《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前两篇曾以“一峰”的笔名，发表在少共机关刊物《赤光》上，该刊由周恩来主编，邓小平负责刻蜡纸油印。
后来，周恩来还把这三篇文章带回国内，交给在上海的团中央。1924年11月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收录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等人的重要著述，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赫然排在首篇。1925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署名“一峰辟世合编”。“辟世”即任弼时，书中收文四篇，系张若名三篇，任弼时一篇，该书一年之内，连续印出九版，在党内影响极大。如张若名在《阶级斗争》一文中将“资本主义社会之阶级”分为六等：地主、工业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农民、游民无产者、无产阶级。她说：“其中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他们两阶级的利益，是根本相反的，无调和谅解之可能。……在这两阶级交锋时候，地主一定是援助资产阶级，贫农及游民无产者自然要趋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是介乎两者之间，动摇不定的，往往易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在贫农、游民无产者及无产阶级中，以无产阶级最富有革命的力量。”与毛泽东写于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照，张若名的观点已经比较成熟了。
张若名在法国，除了参加党团活动，也很关注国内的妇女运动。刘清扬从法国回国后，与邓颖超等人创办了一份《妇女日报》。张若名寄去一篇新作《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发表在1924年3月18日的《妇女日报》上。文章认为：“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的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间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期待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社会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她还指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进化。不推翻压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妇女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这些观点，较之《“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又有所进步。
四
然而，就在这一年，张若名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又与当时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通知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与当时组织负责人任卓宣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刘清扬 1957年撰写的《旅欧支部的一些补充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去德国后，旅法支部由任卓宣（叶青）担任支部书记，任的作风很专制，动辄骂人，张若名因此退出了党，郭隆真曾被骂得痛哭流涕。”顺便说一下，这个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不久，被捕变节，转而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干将。
当时，任卓宣思想极左，作风专制。张若名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也是他盲动的决定。法共获准举行纪念活动，但当局明令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即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共已将此事通知，但任卓宣不顾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作发言。结果张若名身份暴露，遭到法国警方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
但是，将张若名退出组织的决定，归结于对某位领导者的不满，显然不妥。出于私怨而动摇革命信念，放弃革命立场，也似乎与她一贯的表现不符。
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她毅然与旧的传统决裂。来到法国后，成为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总的来说，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一文中，她写道：“有的是谈‘新思想’，有的是说‘德谟克拉西’，有的说‘马克思学说’，有的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种种不一，而总合起来，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在张若名看来，未来社会是“人”的安全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能集劳动与知识于一身。这正符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压倒一切的组织精神与这种个人自由发展的理念相冲突时，张若名必然会拒绝前者，选择后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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