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在哪里?清华教授谈人大历史学院师生断交事件

　　应当具有怎样的学术精神

　　俗语“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一些后生小子读书不多、识见有限，语出不逊，口出狂言，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熟悉网络言论特征的话，对于那些极端言论是不会大惊小怪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在熟人圈子里，大家几乎都是乡愿之士，很难做到“我口说我心”，往往是口说一套，内心想的却可能是另一套，久而久之形成特有的人格分裂现象。

　　网络上狼奔豕突的言论，固然泥沙俱下，甚至侵害到一些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需要加以适当规范。但是，吾人不能不认识到，这种失控言论中涉及学术著作部分，存在一种可贵的精神———对于权威的怀疑精神。

　　权威就是合法的权力。这里“合法”一词含有正当或者正确的意思。就一般意义上说，人们通常认可某些人有权用某种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有些影响具有一种个人道德品质，罗素说过，“人们服从权威的其他理由还包括习惯、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被群体认可的愿望以及个人利益等等。人们虽然并不总是听从权威，但普遍承认应当服从权威，这就使权威具有合法性。”“于是权威就成为权力的有效形式。如果人们意识到应当遵照权威的愿望行事，就没有必要对其施加强迫，甚至无需说服工作。对权威来说，施加影响的代价就比较小了。”否则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有人认为，孙家洲教授将郝相赫同学“逐出师门”是出于这位学生藐视权威而产生物伤其类的感觉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有可能起到对于挑战权威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压制的效果。郝相赫同学的言论，在令人不安、不爽的表达背后，涌动着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权威的意识。对于郝同学的言论以“逐出师门”加以痛击，伤害的是这种对于权威的自主判断和学术研究中难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不仅使郝相赫感到受伤，恐怕在高校中也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让那些有自己的想法、有自主的判断的后生小子缄口不敢言，从而造成学术精神的窒息。

　　这种状态及其危害，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孙家洲教授不应感到陌生，我国明代著名学者李卓吾先生以七十高龄下狱，用剃刀自刎，罪名就是离经叛道，对于儒家权威发起挑战，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使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遭到被整肃的命运。

　　我们从类似的例子中看到的是喜欢服从权威的心理特征和不能容忍对于权威挑战的权威人格。权威人格组成的社会，依靠对不服从行为进行惩罚和威胁来建立秩序。

　　这种不能容忍挑战权威的压制做法，造成的恶果只能是人才不振。古人早就认识到严密控制与人才不振的关系，宋代学者叶适曾经指出:“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治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已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则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之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以宽容破除困境

　　现代人对此也有深切的感悟。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人们相互间的损害，控制往往是必要的，但过分的控制对于具有自主需要和荣誉意识的个人来说却造成心灵的窒息，从而造成社会范围内不断的精神死亡。1948年伯特兰·罗素在关于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系列讲演中指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所导致的缺少自主性的苦难，是与疏远的权威们对大多数地区的极度控制相联系的。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总是对权威的追求过多，对保护创造力的关心过少，在大组织控制下的人们，忘记了人们实际上所喜欢的东西，倾向于让人们去适应制度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

　　年轻学子对于权威的挑战甚至藐视，来自他们的学术积极性和进取心，不好好保护这种批判精神，可能使得这些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感遭到破坏。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来自对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等资质的充分开拓与利用。一个人有机会去自我实现，他就会专心致力于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责任或职业，因为他们对工作存有真实的兴趣。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就“谋杀”了促成独立学术探索的心理机制。

　　大学及其教授，应当注重培育提高学生素质的环境。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一旦有了这样的环境，“教养有道，人材自出”的局面就会形成，汉代董仲舒所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这里所说的“教养”可以理解为:为人才产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制度方面确立促使人才产生的激励机制。

　　大学教授对于一些出格言论，有更多一点宽容，才有希望破除当下一个大学的困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就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