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出任高级军职后，除了承担“挖墙角”、“掺沙子”等任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准备打仗。那时，中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一旦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以苏联军队的高度机械化，是会很快开到北京城下的。纪登奎当时牢记毛泽东关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指示，对此头脑高度紧张，内心极为担忧。他认为，如果苏联军队真的发动突然袭击，开到北京城下，自己就要掉脑袋，至少是民族的罪人。因此，他尽管不懂军事，对国家的军事安全还是很用心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军事，也知道，李德生虽然比他强，懂得一些，但也只是指挥过军和师一级的军队作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没有国家全面防务经验。于是，他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把善于打仗，指挥过三野大兵团作战，在军队享有善战盛名的粟裕请了出来。粟裕对党十分忠诚，对国家安危十分挂心，接受任务后，来了精神。纪登奎给他配备了几名最好的参谋，由粟裕带着，坐上吉普车，在边境线上转了好几个月，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交给军事学院和军队内的老帅们、军事行家看后，都认为可以，纪登奎才比较放心。
纪登奎以一个长期做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而出任高级军职，是不得已的事情，但也使他自己获得了许多军队方面和军事上的知识。他也先后参与了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文件，就是毛泽东决定后让他起草的。他先后和李德生、陈锡联共事过，后来又与叶剑英共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军队的老总们一起混了七八年。”
由于纪登奎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毛泽东对他更加信任了。1971年，纪登奎除了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外，还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但他主要还是在中央工作，只不过河南省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要经过他同意。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时，纪登奎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外，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与“四人帮”存在矛盾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紧跟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凡是毛主席说的，他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调到中央工作后，能够站住脚，也全凭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平时，纪登奎工作中也十分小心谨慎，处事三思后行，遇到分歧问题，表态也很讲究方法。尽管如此，由于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在“四人帮”在党内结成帮派时，他自然并不支持“四人帮”的活动，这使纪登奎与“四人帮”发生了一些矛盾。
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件事情上看出来。一件事是，在1974年，当时紧跟“四人帮”的迟群和谢敬宜在清华大学与刘冰矛盾很大，迟、谢二人在“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了讲了“批林批孔”的内容外，也强调批“走后门”，实际上，他们搞的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三箭齐发”。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也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正好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很关心政治，觉得迟、谢二人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群、谢敬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别的文件上点一下这个事。中央8号文件就是点这个事的文件。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纪登奎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心中有底，与迟、谢二人的矛盾更大了。后来，刘冰还提出要和纪登奎谈谈。纪登奎不知刘冰要谈什么，遇见吴德时，向吴德询问。吴德把刘冰写给他的信给纪登奎看了，纪登奎心中才有了数。他一直是支持刘冰，不赞成迟、谢二人的说法和做法的。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没有挨批，但也算经历了一次风险。从这件事情上看，纪登奎与“四人帮”是有矛盾的。
另一件事是，1976年4月4日，当天安门广场发生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四人帮”坚决主张镇压。江青更是大哭大闹。后来决定派吴德组织人在晚间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拿走。纪登奎在会上没有发言。散会后，纪登奎特意提醒吴德：把花圈拿走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纪登奎的这个话虽然说得含糊，但也表明了他与“四人帮”的看法不同，表明他很注意群众情绪。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江青曾经要对纪登奎下手，将其置于死地，而纪登奎恰恰知道了这一情况。
这一史实是吴德后来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1993年回忆时讲的。吴德的原话是这样的：
“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从吴德的回忆中可以断定：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事，汪东兴也肯定向纪登奎讲过，因为汪东兴能把这件事情对同是政治局委员的吴德讲，也就会对纪登奎讲，因为二人当时地位相当，而且江青的话涉及到了汪东兴。
要知道，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话，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等于把纪登奎推向了敌我矛盾，是重大叛党者，而且，话是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讲的，又是对当时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张玉凤说的，这实际上是要把纪登奎置于死地的。对此，纪登奎心中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
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并不显露于色，而是藏在心中。但是，从此之后，纪登奎与江青的矛盾可以说是已经解不开了，他在心中肯定是十分忿恨“四人帮”的，他无疑也盼望着早日解决“四人帮”。
以特殊方式向河南省打招呼
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时，纪登奎也看出了“四人帮”的野心。当时他并不能够站出来与“四人帮”进行正面斗争，但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长期工作的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
因为纪登奎一直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一段时间仍然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因此，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是常来常往的，河南省委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来办事、开会，都要到纪登奎家里去看望他，顺便向他请示一些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纪登奎就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通过他的儿子，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没有想到，纪登奎向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的情况，却被人告了密，告到了姚文元那里。这使纪登奎经受了一次极大的政治风险。庆幸的是，姚文元没有把这封告密信交给江青或者张春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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