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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辞职后的胡耀邦 情绪低落打牌常突陷沉思(图)

www.sinoca.com 2015-09-22  新世纪文学选刊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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