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1989年7月份,我到天津开发区采访,整个宾馆就我们两个人,全部外商都走了,加上外国制裁等各种因素,内外交困,经济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改革开放面临夭折的危险。
这时邓小平来说,他应该是心里应该是比较不太舒服的。他必须挽回他这个形象,必须把改革开放重新推进,而且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普通党员。
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不少人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指责从四面八方射来。
《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和资深记者凌志军,在《交锋》一书当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和交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埋了伏笔。
在不同观念的交锋碰撞中,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不断地集聚发酵,改革的风险日渐加剧,在对未来走向的探索中,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