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抗美援朝，认为美帝国主义也没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斯大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赫鲁晓夫就更不在话下。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在国内，原定用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认为中国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这给毛泽东造成的错觉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因此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反右倾，反保守。他开始迷信自己，脱离群众，也脱离中央领导集体，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在庐山(资料图)
关于毛泽东晚年探索出现的失误，有学术研究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应从他自身找原因。然而，客观地讲，这种观点带有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诚然，在毛泽东的探索中，某些客观事件和他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曾经十分深刻地影响着他，对他的探索和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并不必然地成为他探索发生逆转的最终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客观因素只有通过主体的主观因素才起作用，不同的人可以从多个角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客观历史现象做出不同的评判和价值选择，形成不同的主观认识，这充分说明主观力量的强大。
毛泽东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路，无疑同其自身因素息息相关，特定的知识结构、独特的性格气质、晚年难以逾越的骄傲情结对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毛泽东的特定知识结构
在晚年的探索实践中，与他所担负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要求相比，毛泽东的既成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制约着他观察处理问题的视域，削弱了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导致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
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他阅读的书籍以中国文化典籍为主，尤以史籍最多，对自然科学则兴趣不浓。虽然建国后他也曾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这一特别嗜好影响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
1.自然科学知识结构逊色于社会科学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这在毛泽东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并影响了他的认识与实践。在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对毛泽东领导革命发挥了强大的正面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现出其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
2.经济知识不足与政治知识丰富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相应的使得毛泽东政治知识丰富而经济知识不足。毛泽东曾认识到自己缺乏经济知识，尤其在由于经济知识不足导致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的某些失误后，他更是多次提出要加强经济知识的学习。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完成，毛泽东滋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经济建设并不比战争困难，慢慢放松了警惕和补课心理，在实践上渐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而陷入某种空想，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大失误。
3.民主认识的偏颇与法律知识的相对单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民主思想、法学理论的相对缺乏，毛泽东对民主、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偏颇的地方。在毛泽东看来，”民主这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在该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倡导大民主，而且幻想不依靠法制治理国家，而把希望放在群众运动上，结果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伏笔。
4.有关中国知识的丰富与有关国外知识的相对单薄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生只到过国外两次——两次都是苏联，而且时间短暂，这导致他对外部世界缺乏直观了解，对西方现代化成就缺乏足够的认识。现代知识的不足促使毛泽东转从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一定程度地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进而演化成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人民公社就是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结果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上犯了错误。
综上所述，尽管毛泽东的知识非常渊博，但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晚年从理论到实践走向误区。
二、毛泽东的独特性格与气质
毛泽东晚年探索中出现的反复、逆转甚至是相互矛盾现象，不可否认地与他的思想性格有特定关系。
强调物质的运动和斗争，并视之为普遍规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这种哲学思维，影响和铸造了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自己称之为是“虎气”和“猴气”兼于一身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得毛泽东常常不满足于稳定和平衡，而是希望运动和斗争。他常常在思考新问题，探索新思想，给自己、也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停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由于有的思考是探索性的，并非成熟的观点，因而往往出现一些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为突出。许多并非成熟的思想观点，而仅仅是他一时的感想，或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看法，有的甚至不过是文学家们常称之为的“思想的火花”，却被一些人当成“最高指示”，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行，结果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例如：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的一些评说，仅是毛泽东在读中国哲学史时的有感而发，并非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结果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搞了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并被引申为一场“革命”与“保守”的政治斗争。又如：毛泽东对张铁生交白卷及黄帅“反潮流”的有关批示，显然与他一贯主张的学生要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相悖，可在那个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却被当作了实行教育革命的“最高指示”，给教育事业造成消极影响。
自信以至有些固执，是毛泽东的又一性格特征。近年来一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著述对此有所披露。无论是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他都非常自信甚至是有些固执己见。过分的自信和固执，使他难以在错误的道路上加以自我矫正。1965年5月，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将来还可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事实已经很清楚，真理确实在彭德怀一边（毛泽东对此不能说没有认识），但毛泽东的用语却含糊其词。在一定场合，针对某个事件，毛泽东有时往往不是服从真理，而是向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屈服。对于毛泽东的过分自信以至固执，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有所顾忌的。从大局着想，如不顺从他很可能造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甚至党的领导核心的分裂，从真实情况看是难以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所以，即使对毛泽东的思路和观点有疑问和意见，也很少当面直陈，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中稍加变通。这无疑是毛泽东探索出现逆转的重要原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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