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竹带回一万多元，一部分给父亲治病，另外一部分拿给律师，开始与春风阁四组打官司。
此前22年，陈松竹从未体验过如此窘迫的生活，但在父亲患病、举家搬离邓州之后，父母不仅需要每年四五万的医药费开支，而且家中五六十万元的外债再也要不回来。陈松竹不得不辍学，以帮别人翻译文件、组建公司网络来赚钱养家。
这起2003年立案的官司，事实并无任何争议顺利经过一审胜诉，二审也维持了一审判决，2005年1月进入执行程序。
“当时我在邓州待了三天，邓州市法院给我的说法是这个执行难度比较大，让我找春风阁四组协商。”陈松竹尚未来不及与四组协商，便收到传来的话，“他们让我赶紧走，如果我敢去四组要钱的话，他们就不客气了。”
迄今他都忘不了对方威胁自己时的用词，“不是我杀了我，也不是宰了我，而是剁了我。”
上访的深渊
2004年时下半年，陈松竹无缘拿到大学毕业证书。那年夏天，他成为一个年轻的访民，厮混于北京南站的上访村。
9月一天，陈松竹来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全国人大上访接待中心。他在正式上访之前专门去旁边的上访村学习了“上访经验”。
陈松竹戴着600度的近视镜，穿着一件真维斯的短袖和一条短裤，脚上的“金苹果”运动鞋系母亲购买于三年前，当时家庭尚未出现变故。一脸的学生气帮他“过关斩将”，来到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门前。
通往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大门的是一条小路。
“我一路走进去，两个胳膊肘不断撞到路两边那些截访的人。按照上访村的经验，不管那些截访的人怎么问我，我都不能说话。一旦暴露口音，极有可能被带走。后来还是有人拽住了我。我张口就是普通话，跟那人说我是学生，帮导师过来做调研的，他才放行。”待到陈松竹挤到门前，对方已经下班并且下午不再接待。
回到上访村，陈松竹开始了解那些访民的情况。
“我当时就想，这么多的冤情，也都是这么大的事儿，媒体难道不知道吗？”离开上访村次日，陈松竹开始给各家中外媒体写信、发邮件。绝大部分求助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位叫Poppy的媒体工作人员在邮件发出第二天，给他打来电话。
陈松竹是用流畅的英文写就的邮件，这让Poppy很吃惊。她所就职的媒体接到过无数的上访信件，但从来没有一封是英文的而且还写的如此流畅。她后来给他配备了一个摄影师，希望他拍摄一下“上访村”的故事。
因为前往邓州拍摄成本偏高，这部纪录片未涉及陈松竹家里的事情。
半个多月后，这部时长8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播放了。片子开头选景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地下通道。早晨6点，通道人流渐密，一位脑袋瘪了半边的东北男孩和他的母亲起床收拾铺盖。这个男孩来北京一家工厂，被工厂机器砸坏了半边脑骨，因工厂负责人不愿赔偿，至今没钱换上合金脑骨。两母子至此迈上上访之路。
片子介绍了信访制度。其中一段旁白由陈松竹撰写：信访制度伤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最底层的人民。他们在北京上访时，过着非常悲苦的生活，每天要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用捡来菜叶子填饱了肚子，再一次去上访。上访成为唯一的精神信仰。
有关部门在片子播出后找到这对母子，只是那位工厂负责人已经跑路，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此后三个月，这对母子不断电话陈松竹打请求帮忙，陈松竹无力应对，后来也就不再接听他们电话了。
被改变的人生
在“上访村”游荡半年，陈松竹彻底灰心了。
“我妈不断给我打电话，问我上访有没有结果。我在这边见惯了那些上访不成反被劳教的朋友，如果我因上访被劳教基本上我这个家庭就完了。我当时成晚成晚地因为压力太大失眠。”一天冬天的晚上，陈松竹发着高烧，躺在没有暖气的出租屋内，全身裹着电热毯依旧瑟瑟发抖，“我当时想，如果我死在这里了，也没有人会知道。”
2005年春天，陈松竹捡到一个钱包。他后来循着钱包内的线索，把钱包还给了女主人。这个钱包的女主人，后来成了陈松竹的妻子。
“我老婆跟我说，她第一次见我时，并不是喜欢我，而是心疼。她当时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啊。’”陈松竹的妻子是一位北京女孩，大他四岁。陈松竹说，妻子是自己苦捱时光中的第一抹曙光。
之后的两年，陈松竹一直以自己制作纪录片并卖给新闻机构为生。也是因为自己的作品，他在2007年收到一家知名新闻机构的邀请入职，得到人生中第一份固定的工作。在后面的日子，虽然他慢慢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但上访留下的贫苦印迹依旧无法从他身上抹去。
“我记得我抱着一个纸箱子，穿着短袖、短裤、拖鞋，大剌剌地去单位报到，楼下的保安拦着我说：‘送快递的，去坐后面的货梯……’”陈松竹笑着说。
陈松竹在北京的生活稳定下来。他辗转通过关系，把家中的老房子卖了，在北京市通州区买了套房子，把父母接了过来。他和妻子又在父母居所旁购置了房产。他5岁的儿子就要上学前班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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