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恩来侄子周尔鎏:李鹏不是周总理养子(组图)

　　文革中，周恩来心力交瘁、忍辱负重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跟之前相比，“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什么变化？

　　周尔鎏：当时动不动就说“翻一番”。你喊翻一番，我喊翻两番。他很苦恼。他很难办，很难受。他的一些看法和毛主席不一样。

　　政事儿：这十年中，他跟之前也没有很大变化？

　　周尔鎏：他心力交瘁。

　　政事儿：“文革”当中很多老同志都被打倒了，周恩来凭借什么能够不被打倒？

　　周尔鎏：总理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始终能够跟群众和干部保持密切的关系。在领导人当中，总理比较宽容大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忍辱负重的。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总理曾经叫我离开北京。

　　政事儿：总理说，“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

　　周尔鎏：他是很痛心的。他不是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文革”时期，总理所处的位置是很难的。四人帮有时非常无理，我在场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他们之中有人，曾经当着外宾的面说我们在座的人只有周恩来读过“孔老二”的书。

　　政事儿：如果没有周恩来，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周尔鎏：极左的路线横向无阻的话，破坏性很难想象。所以我认为，周恩来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政事儿：当时他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周尔鎏：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老百姓那么爱戴他。1974年，在周恩来病重的时候，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当时人们都在猜测总理到底会不会出来。要吃饭的时候，总理出来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他看起来有些憔悴，一脸病容，明显跟原来不一样。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中山装，胸口带着条形的红色胸章，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为了看他一眼，人们都爬到了桌子上。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爬到桌子上去了，上千张桌子上都是人。有的外国女孩子还用外文高声喊叫，要跟总理跳一支舞。我在现场热泪滚滚，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周恩来可以跟各种人共事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这个时期，总理曾经力促邓小平复出。你认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尔鎏：整个国家的形势摆在那里。总理是从大局出发，我们国家需要有这么样的人物。总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一辈子能和各种各样的人共事。

　　政事儿：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说周恩来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举重若轻。

　　周尔鎏：他俩当然是个性、作风各方面不尽相同。但是相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显然是同一个阵线的人，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讲，都是我们历史上少不了的人。

　　很少人知道我和周恩来的关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大家会称他们为“红二代”，你跟他们关系怎样？

　　周尔鎏：跟陈小鲁几个人关系很好。因为我和陈小鲁在英国的时候，我是参赞，他也在英国工作。都是自然而然地比较熟悉，我没有刻意向哪个高干子弟靠拢。

　　政事儿：“红二代”会组织纪念活动。

　　周尔鎏：我基本上不参加。

　　政事儿：为什么不参加？

　　周尔鎏：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是很早就参军了，人们很少知道我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干子弟。

　　政事儿：不少红二代陆续对反腐发表看法，你怎么看待当下的反腐形势？

　　周尔鎏：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的。它不是个别问题、个别现象，应该从社会大局来考虑。干部的亲属子弟应该怎么样？社会应该怎么要求？个人怎么要求？在整个社会中，老百姓是看着这个问题的，干部子弟应该严于律己。

　　（张文和先生对此文亦有贡献）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贾世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