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灵车到达八宝山后,罗青长等人将玻璃棺抬了进来,亲属则随邓颖超进入灵堂玻璃棺前,做最后一次瞻仰。
就在周尔鎏俯身在玻璃棺上,“一面流泪一面屏住呼吸轻声”说话时,厅门突然全面打开,一群高龄的高级干部纷纷冲向玻璃棺前,把亲属一一推开。
周尔鎏突然感到自己被人非常用力地推开,回首一望,原来是身材很高相对瘦削的乔冠华。“他俯身将脸面贴向玻璃棺,偌大的一个高个子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如同雨下。”
周尔鎏在内心感叹,“在当时的形势下有些人丧失气节,竟然追随‘四人帮’不惜‘加害’有恩于他们的周总理,以图自身的私利。这不仅是可耻的,也必然难逃群众的批判和其本人良心的谴责。但是,心胸宽广的周总理生前还充分谅解这些人的处境。因为他们当年曾追随他多年,在工作中得到他长期亲自的培养与指导,在‘文革’中这就势必逼迫他们有时不得不故作姿态以示和周总理划清界限,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贺龙没有避开劫难成周恩来终身遗憾
十年“文革”中,周恩来苦撑危局,也想方设法帮助陈毅、贺龙、彭德怀等领导人。
“文革”发生后,周尔鎏夫妇接到邓颖超的私下指示,让他们关注下面的情况,因此他们曾去观看“批陈(毅)大会”。
1967年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派”拼凑的“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周恩来陪同陈毅与会。
周尔鎏看到,在批斗大会上,红卫兵气势逼人地把陈毅高高架起,逼陈毅低头,把身材略肥胖的陈毅整得满脸通红,痛苦不堪。
“七爸见状,立即大声疾呼:‘不能这样对待陈老总,如果你们这样揪斗陈毅的话,你们就在我的身体上踩过去。’后因部队战士干预才阻止了这场批斗。”
周尔鎏在书中写道,“文革”初期,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擅自干预外事,陈毅是外交部长却已经成为挨整的对象。1967年,外事口出了三件事。一是姚仲明夺权,二是揪斗陈毅,三是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
“七爸当时再三呼吁外事口不能乱,外交政策不能有变,要内外有别,但七爸的话造反派根本无人理睬。”周尔鎏写道,王、关、戚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三件事一出使得毛泽东有点下不了台。周恩来提出要整顿外交部批极左,但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公开批示这是形“左”实右。
关于贺龙,周尔鎏记得,周恩来曾在一次聊天时说,“谁说我们军队的老同志仅是一介武夫,贺龙在西南初告解放时,就关心峨嵋景区的保护和建设,岂不是文武双全!”
1967年,周恩来为了贺龙的安全,将他接到西花厅暂住。
那时常去西花厅所在的府右街观察周围情况的周尔鎏发现,红卫兵居然安营扎寨,将西花厅围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反对周恩来甚至要求罢免总理的大字报,甚至还扬声广播。
“在此情况下,七爸明显感到西花厅未必安全,因此,就将贺龙转移由军队保护。但没想到当时的军队实际上在一定情况下是由林彪掌控的,原意是为贺龙的安全着想,不幸贺龙还是没有避开劫难,这铸成七爸终身的最大遗憾之一。”周尔鎏在书中写道。
“文革”中,彭德怀被囚禁了整整八年。
周尔鎏回忆,1973年春,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监外人员联系把彭德怀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同样遭到了拒绝。
恰逢其时,周尔鎏陪同一位外宾去解放军301总医院看病,医院院长情不自禁地聊到彭德怀身患癌症想要到301医院治疗的事情。院长很同情地提到彭德怀的待遇降到军级,已是其一生很不幸的遭遇,院方的医护人员很愿意接收彭德怀来院就医,可是未曾料到,一位军方高级领导竟然亲自打电话给院方,强烈表示彭德怀如果住进301医院,他就拒绝来医院看病。院长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不知道如何应对为好。
“幸好很快七爸闻讯,马上指示:彭德怀的问题还未明确作出结论,但对他的疾病必须重视并给予积极治疗。”周尔鎏说,这样,彭德怀才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治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彭德怀曾多次要求七爸为他平反,但是七爸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
关于林彪,周恩来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曾向周尔鎏说道,“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我很高兴。”
周尔鎏回忆,林彪事件发生后,有人传他的座机是周恩来下令击落的。
“那时七爸也听说了,曾无奈地说:‘我在军队没有直接的领导职务,我怎么有权力对军队发号施令击落党的副主席的座机?周尔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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