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评社记者:
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内阁正在不断推动“安保法”走向合法化,这个月将在议会进行表决。我的问题是,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我们国家如何在外交政策上保证外交政策的平稳,特别是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保证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周边的稳定?
卓泽渊:
谢谢您提问!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信守的,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而缔造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所以中国处理中日关系如同处理其他任何国家关系一样,都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在这个时候,如同一如既往的主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可能真正有持久的和平。我们要努力开创未来,而开创未来,我们一定要遵从国际法治。所以,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必须考虑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法理诉求,我相信世界上许多理性而民主的国家,都会在当今时代依照法治的思维最终选择符合法治的道路,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
请问您,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您觉得从法治的角度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还有,这两天日本民众正在集会,抗议新安保法案通过,您觉得强推安保法案对日本或者对中日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卓泽渊:
谢谢您提问!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使其国力得到大大加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决定的不是它的经济,我以为是这个国家的国策。一个国家如果趋向于战争的国策,贫穷也会发生战争,穷就是战争的理由 ——因为我穷,看不惯你富,因为我穷,所以我要向富人挑战,不怕打。富也同样会成为战争的理由,成为战争的基础——我富了,有钱了,不怕打了,于是就膨胀了,军国主义就出来了。所以说,经济发展的快慢、贫穷与富裕,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战争或者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而决定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持久地推进和平,我以为是它的基本国策。
您刚才讲到日本推动安保法的变化,我也看到报道,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把它命名为“战争法”。我以为日本政府、日本有关机构、日本的人民会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思考,尤其是在二战结束的今天,多么深刻的教训,历史的包袱不能背着,背着就永远是负担,我们只有坦然放下历史包袱,才能走向未来,才使我们未来的脚步迈得更加轻松。谢谢您!
经济日报记者:
请问卓教授,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是特赦,在庆祝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您认为特赦和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怎么评价法律价值,怎么看待其意义?
卓泽渊:
谢谢你提了一个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法治行动,就是特赦。特赦在全世界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大量国家都在国家的庆典、国家的重要纪念日宣布特赦。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是第八次特赦了。特赦是国际社会,也是中国历史上已有之成例,已经有的先例。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特赦在我们国家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特赦的整个过程都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程序来决定、实施、推动。所以我以为中国这次特赦彰显了中国新时代依法治国背景下如何进行特赦,也是一次很好的法治范例,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法律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法律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和谐、美好、仁爱、人道,这些都是人类很美好的价值观。通过特赦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在这次特赦中首先是特赦了那些曾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及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犯罪的相关主体。我们其实还关注了75岁以上年长的在押重犯的特赦。这彰显了中国的法治精神、仁爱精神、人道精神,我以为这次特赦的意义是法治的,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法治。在岁月的流逝中,这场特赦必将会展现出它的魅力,展示出它的美好。谢谢!
中国网记者:
您刚才提到了国际法,每个国家都要尊重与遵守国际法,请问中国在国际法的建设与完善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国内法的完善与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作用?
卓泽渊:
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在国际法建设中有什么作用,中国的依法治国对国际法有什么作用?我不是研究国际法的学者,是研究法理学的,我依然从法学理论视角给你一个解读。中国为国际法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的主权国家之一,而且是作为世界的大国之一,一向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在历史上就有很多很重要的法治贡献,尤其是从二战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在联合国的组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联合国的运行、联合国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制作上,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中国和印度及许多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与相关国家友好协商彼此协作,用一种合作友好的态度来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解决各种争端与冲突,实际上就是国际法的实践。所以,中国不仅仅在国际法的原则上、国际法律制度的建构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在国际法律的实践中,我认为也作出了中国应有的重要贡献。
卓泽渊:
中国的依法治国对当今国际法会有什么贡献?什么叫国际,国际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是调解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法律,是国际社会的法律,但这个法律必须依赖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来贯彻实施,甚至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也主导着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相互作用、相互协调,都严重地受着国内法的制约。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国内实行法治,中国也要在国际上尊重法治和奉行法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宪法法律就确立了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确立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和发展道路,也在跟其他国家订立的相关条约、协议等等文本中体现了中国走向法治的国家诉求。我以为,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对当今国际法建设的贡献。既然历史上我们努力过,在未来中我们为国际法必将继续努力!谢谢!
香港卫视记者:
刑法修正案(九)11月的时候会实施,里面有一条规定是,构成贪污犯罪的官员可以终身监禁。您觉得这个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以后,会对以后我们的反贪反腐工作有什么影响?
卓泽渊:
刑法修正案(九)公布了,最近的法学家也开始解读,谢谢你把这个很时髦的问题提给了我。关于官方的解读,我们去读读媒体上的报道就很清楚了。但是作为学者,我是这样思考的。因为贪污受贿的犯罪,特别是数额极其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的。在目前的背景下,常常可能判的是死刑缓期执行,按照现有的刑法典可以改为无期徒刑,然后改为有期徒刑。那人民群众意见就大了,那么严重的罪行,减下来后有可能执行刑罚就没几年了。除了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以为也不公正:怎么开始判那么重,后来变得那么轻!怎么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怎么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怎么杜绝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我以为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做的修改是,贪污犯罪可以减刑,但是不能减到以前那样程度,要终身监禁。我们的刑法有仁爱的精神,我们的刑法也要讲罪刑相适应,也要讲有法必依的原则,我们也要综合社会的呼声,最终必须坚守公平正义。我以为这次刑法修正案(九)正体现了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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