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侄出书:邓颖超曾透露总理去世真正原因

　　周尔鎏感慨，青年时代周恩来为拯救中华而愿献出一切的豪迈气概，与元棠公“当作奇男子”的铮铮铁骨是何等的相似。

　　再如《海巢书屋诗稿》中的《留侯》，“提到自古以来真正的可以称作豪杰的历史人物并不多见，往往不是过于刚直就是过于压抑自己，真正能够文武全才刚柔并济的英雄人物‘总以识高见才力’。”

　　周尔鎏发现，周元棠在无意中还成了一位预言家，“七爸非凡而又曲折艰辛的一生，于百余年后全面验证了元棠公的预示，也同时验证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中走出来的周恩来，最终成为世人公认的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刚柔并济的伟大政治家，与家族传承不无关系。因此，七爸一生珍藏这一诗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经常反复研读这些诗篇，从中得到激励或抚慰，也是可以想见的。”周尔鎏写道。

　　出身大家庭的周恩来曾打算退休后写一部名为《房》的长篇小说。周恩来告诉周尔鎏，这一小说的内容就是根据大家庭的许多“房”的不同历史演变，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加以描述。然而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文革”初期跟不上

　　周尔鎏认为，“文革”初期，周恩来也感觉“跟不上”。

　　他在书中写道，1965年，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向地方一些领导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可以说这是危险的提示，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发出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

　　另一方面，周尔鎏认为，当时的周恩来“只是感到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可能愈加厉害，并未料到这场异乎寻常的政治大动乱即将来临”。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进行公开点名批判。

　　“七爸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同意彭真的意见：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学术问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尔鎏写道。

　　1965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夫妇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搞修正主义，遭到许多师生和员工的批驳。

　　周尔鎏回忆，由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七爸指示：北大搞运动一定要慎重，注意内外有别。大字报贴出以后，七爸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该校，批评聂元梓等人违反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并重申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中央指示。

　　几日后，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将该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

　　“当晚，陈毅询问七爸：‘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七爸回答道：‘我本人也只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电话，告我该大字报内容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特别的谈话

　　1974年，邓颖超曾和周尔鎏有一次特别的谈话。

　　“1974年春天，七爸不仅是重病缠身，同时他在政治上还处于一个危难的时刻，七妈避开周围耳目，单独嘱咐我配合他们作最坏的准备。”

　　周尔鎏感到，这次谈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七爸七妈对他的最后嘱咐。

　　这一次谈话，周尔鎏在书中形容为“特别的谈话”。

　　他在书中回忆，“1974年的这次谈话，七妈避开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秘密地打电话约我个别见面。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让我详尽地汇报‘文革’以来我的遭遇和表现，看来她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

　　周尔鎏向邓颖超谈到康生和江青后，邓颖超说道，“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称外事口的工作不仅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少），甚至无限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你说他将矛头除明显指向王稼祥同志外还指向七爸这是对的。‘四人帮’也是这样，我们没法跟别人讲，这次就要跟你讲彻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来是狼子野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总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还受到这种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你作为侄儿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对你七爸非常了解，对这样极不公正合理的遭遇当时是会感到义愤的。其实不仅如此，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也是七爸让我再次特地召见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预作最坏的准备……北京的形势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周尔鎏在书中回忆邓颖超的谈话。

　　多年后，邓颖超向周尔鎏讲述了周恩来去世的真正原因。

　　“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马，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理，进行保守治疗。”周尔鎏在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