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乔装成农民的达赖喇嘛在中情局训练的特务人员的陪同下逃往印度。图片来源:凤凰网
转眼间西藏自治区已成立5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流亡境外的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在美国出版回忆录,称后悔当年与美中情局合作,台北、新德里到华盛顿都背叛了达赖,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矛盾。
现年87岁的嘉乐顿珠,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教授石文安博士合作,共同撰写了他的回忆录:《噶伦堡的面条商人:我为西藏奋斗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该书于今年4月在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披露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内幕。
16岁被送到南京学习
嘉乐顿珠生于1928年,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二哥,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他在回忆录中说,十六岁被父亲送到南京学习,开始接触高层政治生活。那时,蒋介石、宋美龄一有空就接他到家里吃饭。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曾任达赖私人代表与中央政府联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的名字与达赖喇嘛紧紧相连。
“达赖逃亡是事先设计的”
嘉乐顿珠透露,1950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时,他悄悄地去了印度,为达赖喇嘛寻找退路。他考虑,万一达赖喇嘛发动叛乱,必须提前设计逃亡路线。一直对西藏显示出浓厚兴趣的印度无疑是最好选择。在印度,美国中情局(CIA)一直与他接触。按照他们的计划,利用空投的方式,让携带无线电与武器的藏独分子进入中国境内。在中情局的训练下,两名藏人成功的到达达赖身边,并陪同他一起逃亡。在逃亡途中,他们一直使用无线电台与印度联系。
“一生都懊悔与美国中情局合作”
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此后三十年间,嘉乐顿珠一直游走于美国中情局、印度情报部门和台湾蒋介石政府间。可以说,他参与了达赖方面与各种国际政治势力的周旋,也亲眼看到美国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随中美关系亲疏摇摆不定。2009年,他接受《华尔街时报》采访时,曾公开说:“美国人只能给中国找点麻烦而已,并没有对西藏的长久政策。达赖喇嘛从未被视为什么角色。” 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汉藏不和,并成功利用此事深化与印度的误解与混乱。他说:“与美国中情局的合作,是我一生都懊悔的事情。”
“中央领导对我很好、很客气”
他在回忆录中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频繁来往于印度和香港,就是想了解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在任的领导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如何。在北京受到邓小平、习仲勋、乌兰夫等中央领导接见。邓小平“很有胸怀”,对境外藏胞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等政策。“习仲勋、乌兰夫等领导对我都很好,很客气,我们之间常常交谈得很愉快”。
“‘流亡政府’的误判使机会丧失”
他在回忆录中说,中央为了表达接触商谈的诚意,提出可以让达赖喇嘛选择商谈的时间和地点。这是中央政府的低姿态,是一个让步。但由于某些“流亡政府”官员错误判断上世纪90年代之初中国当时的形势,加之受印度方面的干扰,在未知会中央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了接触商谈的时间地点。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最终使达赖喇嘛在双方关系最为缓和的时期,丧失了一次弥足珍贵的“谈判”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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