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像温水煮蛙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早几年就开始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最近两年,制造业企业感受到了,服务业也能感受到,但普通人不太能体会,中国人平时的直观感受还是“人太多”。中国的“人口危机”什么时候会全面到来?
梁建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又减少371万人。一些中国人的直观感受还是“人太多”,那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中国的农村人口实际上在减少。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像温水煮青蛙,会慢到在一两年的时间跨度里根本感受不到变化。而且,因为经济的自然适应力,特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韧性,在人口危机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会不断调整,灾难可能不会突然出现。
但如果从10年、20年、30年这个尺度上来看,那将是一种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变化。
时代周报:人口红利消失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梁建章: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
低生育率也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时代周报:一些出生率低的地方,会采用输入新移民和外地劳工来缓解。对于这些已经产生的影响,中国有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法吗?
梁建章: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以通过输入新移民和外地劳工来缓解老龄化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不可能采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上海户籍人口1400万,外来人口约1000万,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中国人能吸收几亿外国移民吗?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解决,其中一个主要措施就是要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以便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
时代周报:如果近阶段全面放开二胎,还合适吗?
梁建章: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有20多年。全面放开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时代周报:其实,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政策、妇女就业,而生育政策只是因素之一。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其他因子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于生育政策?
梁建章: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生育政策的作用比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验表明,生育率的高低其实主要不是由生育政策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社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可以比较一下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台湾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
印度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提倡少生”的政策,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仍达到2.65。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长期鼓励多生。然而,从1960-2000年,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生育率总趋势是不断下降:1960年总和生育率为 2.52,1970年下降到1.99,1980年下降到1.89,2000年下降到1.21。近年来,俄罗斯生育率有所上升,但仍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提倡少生”的政策,1970年台湾总和生育率为4.0。在1990年代,台湾人口政策开始发生转变,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近几年更进一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2年台湾总和生育率只有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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