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有功底、见多识广的陈松年才被安排为市文史馆员,后为省文史馆员。1979年,正值拨乱反正之际,陈松年斗胆致信给安庆有关部门,要求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重垒一座如百姓无异的坟头、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币。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复政策后,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1981年,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陈独秀“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领导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安庆市财政再拨款2万元,第二次修墓。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不知为何却又杳无音信。陈长璞却坚信冰雪终将消融。1998年,在李铁映、曾庆红的批示下,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历代后人的推动下,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公理在一年年复苏。
同父异母的兄妹们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松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与姐姐陈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
陈鹤年1913年出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但由于其父陈独秀等复杂原因,陈鹤年不为各方所容,后远走香港。陈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
反右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境外之嫌。
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许桂馨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
即便如此,子女们还是未能走出阴影。二女儿陈祯荣在汇报思想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年幼无知,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时年77岁。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而陈独秀的次女子美,早年半工半读,进入职业学校,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学妇产科,经历不详。
上个世纪,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与儿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到达香港。
在陈子美失踪后,世人都以为她已自尽,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
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
原来,在成功抵达香港后,因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未等见其弟(陈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88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当地报纸披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已应其本人要求提请法院延期审理此案,并资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闻此讯后,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九千美元汇给了陈子美老人。
一个月后,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两位领事携鲜花前往老人的住处探望,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陈子美遂于次日在住处召见记者,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长璞去美国探亲时曾见过陈子美,她评价这位姑姑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来看望她。4月14日下午4时,陈子美客死纽约。她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冷清离世,少有人过问,后事拖了一月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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