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跟邓小平在一起
邓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当时似乎还没有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早在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当赫鲁晓夫问他：“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已经平稳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虑好了没有?”毛泽东当即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赫鲁晓夫就问：“你身后是谁?”“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之后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就透出风来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暗示陈毅夫人张茜把这一信息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不久，邓小平就被毛泽东“请”了回来。他还一再说邓小平“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并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泽东在观察和考验了一段邓小平之后，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亲自提议让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坛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邓小平就是副总理，现在恢复是在情理之中，他原来是中央总书记，是当时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复他政治局委员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邓小平战争年代虽有重大的军功，但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政府和党的工作，没担任过军事方面的实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和周恩来等一道，连元帅衔都放弃了。这时的毛泽东却在恢复他的党政两方面职务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让他党政军都管，这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内，是除周恩来之外的第二位。毛泽东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对邓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泽东、周恩来百年之后让邓小平挑大梁这一考虑的。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也气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首先是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人选。本来，大外交家周恩来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沉重，无法出国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周恩来重病之后，未来将由邓小平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
江青对这样一个令她无法容忍的决定当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对，还借口什么“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进行阻挠。以至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江青仍不依不饶地扰闹。周恩来只好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直接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动怒并严厉警告江青之后，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风庆轮”事件纠缠不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逼邓小平表态，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只能愤而离开会场。这时，张春桥望着离去的邓小平背影，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于是，当晚“四人帮”就聚集于钓鱼台17楼，江青说邓小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这么做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军队总参谋长提名有关；王洪文则说邓小平对新生事物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姚文元也在日记记下了“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四人帮”这次密谋后，就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员飞长沙向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结果是挨了批评又碰了一鼻子灰。
邓小平复出后，他要挽救我们这个国家：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一再在邓小平讲话时冷言冷语插话说什么“评《水浒》不只是文艺评论，还有现实意义”。“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江青在这里是把邓小平比做宋江，笔者看来，江青是把周恩来、邓小平两人都比做宋江。周恩来进手术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声拼尽力气的呼喊正是印证着他当时的心迹。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无法扳倒邓小平。
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的一人之身。而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中央及身边人的信任都产生了怀疑，他曾一度让王海容、唐闻生专门为他传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两人不愿为他传话。于是毛泽东便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天子近臣”。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他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上是不会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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