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浴池的建造也与佛教紧密相连。洛阳宝光寺后院内就有巨石砌成的人工浴池。不过,当时的浴堂仍然都是引温泉水而已。
说起温泉,就不得不提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华清池,从周到唐的历代统治者,都视这块风水宝地为他们的行宫别院,大兴土木建造温泉宫殿。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不禁使人遥想当年杨玉环出浴时“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媚态。
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公共浴池逐渐发展成了商业性的沐浴行业。浴堂行业被称为“香水行”,后来改成“混堂”。这个行业到了元朝发展更为迅速,《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代杭州一些街道上的澡堂,还有男女服务员为客人服务。在朝鲜的《朴通事谚解》里,在公共浴池的服务员除了服务洗澡,还可以挠背、梳头、剃头、修脚。这已经跟我们现代澡堂提供的服务差不多了。因为蒙古人自古有洗冷水浴的习俗,所以当时还有很多澡堂可以提供冷水澡。明代专门管理宫廷浴室的官员被称为“混堂司”,这个词就是沿用了元代民间已有的名称。
明清时期,扬州富商云集,休闲享乐的饮食文化和沐浴文化相当发达,当地有句俗语“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也就是说早上吃早茶,晚上就泡澡。这已经成了淮扬的一大地方特色。在这些浴室里,除了有人给搓背修脚以外,沐浴完毕之后还可以品茶,食用时鲜果品,十分惬意。
在紫禁城西华门武英殿西北,有一座别具一格的浴室,因为其阿拉伯式的建筑风格,曾被人误认为是干隆皇帝专门为香妃建造的。然则并非如此,按清宫惯例,外朝宫殿均属处理朝政之地,后宫妃嫔是不许涉足的,因此不可能在外朝宫殿建有后妃的沐浴之所。后来据考证,武英殿的浴堂是元代留守司的遗物。
古人洗澡并不是单纯用水的,跟我们现代人一样,也会用到“香皂”一类的物品。在魏晋之前,人们洗澡大多用米汤和面汤清除油垢。南北朝时期,各种西方、南方的香料都被引入中原,一些贵族开始把豆面与珍贵香料混合在一起使用,希望借此让身上散发优雅的香气,这种洗澡用具被称为“澡豆”。
初唐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中就有澡豆的配方,其中一款是以白豆屑作为主料,加入青木香、甘松香、白檀香、麝香、丁香五种香料以令其芬芳,同时还配有白僵蚕、白术等多种被认为可以让皮肤白皙细腻的中草药,甚至还加入了滋养皮肤的鸡蛋清和猪胰,可见其奢侈的程度。制作的方法也颇为细致,先将猪胰与白面、鸡蛋清调在一起,晒干之后与其他配料相合,一齐捣成细末,再与白豆屑混拌。
宋代由于浴堂行业的发展,出现了皂角这样的新鲜事物,也就是皂角树所结的果荚,具有去油的性能。时人会用皂角混入到澡豆之中,凝聚成团,做成团块式的成品,在市场上售卖。当时浙江一带还有一种树木,荚果比皂荚更多油,因此被称为“肥皂”,或者“肥珠子”。
到清末西方的香皂传入之前,中国本土生产的传统香皂一直沿用宋朝的配方,在一些明清小说中,都会描述有钱人家使用传统香皂的情景。古老的澡豆也依旧会被人使用,只不过澡豆更多的是用来清洁去污,而传统香皂则更多的是滋养皮肤。
当然,西方的沐浴文化也和中国一样“博大精深”。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公共浴室伴随着体育训练而出现,罗马的澡堂子更是闻名遐迩。《旧约》和《新约》中,都把水视为纯洁的象征,水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徒从皈依开始就要举行“净身浴”的仪式,这种宗教礼仪一直延续到了公元8世纪左右,之后被额头洒圣水所替代。
从11世纪开始,借助蒸汽浴室,集体洗浴“卷土重来”。当时的公共浴室里不仅有大浴池,还有蒸汽浴室。沐浴后可在专门的房间休息,里面有床有被子,甚至有葡萄酒和饮品。由于这些条件,蒸汽浴室常常被当作幽会的场所。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沐浴设施不可避免地向私家化发展。许多西方人都能在自己家里拥有一只浴缸,随时可用,人们也都越来越纵情于沐浴带来的享乐,即便是不怎么富足的人也会泡在浴缸里消磨时间。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建造的浴室将舒适设施达到了顶点。著名的英式浴室有两件东西是不可或缺的:庞大的梳洗台和配有桃花心木浴缸裙的双层瓷浴缸。这种奢华无比的高配置,使得全世界的王公富豪都非常喜欢在自家的宅院里建造英式浴室。
另一方面,西方也有各种不洗澡或极少洗澡的“奇葩”故事,有的是因为宗教信仰,有的是因为笃信洗澡会导致毛孔张开瘴气从中而入,也有因为蒸汽浴室过于“18禁”而带来的道德反弹。
但在整条历史长河中看,无论东西,不常洗澡的人们最主要的理由恐怕还是气候适宜不需要频繁洗澡,以及能源、水源等客观限制。
对异族“不爱洗澡”的武断判定,背后有什么潜台词不言自明。这些倾向或许才是最需要洗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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