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捅邓小平软刀子:名声不好就把总理抬出来

　　非同一般的“毛主席联络员”

　　毛远新在南昌看望了母亲，由方志纯安排上了一趟井冈山。听说大伯正在湖北南巡，他又来到武汉向毛泽东辞别。看到侄儿到来，毛泽东甚为高兴，似乎有很多话要对他说。把手一招：“你去部队要路过湖南，跟我一道走，回韶山一趟。”毛远新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列车在离长沙不远的大托铺停下，毛泽东将慈父般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你替我到家里去看看。”

　　毛远新奉命代访故里。这是他头一次回韶山，按照伯父的意思也没有通知湘潭和韶山的地方政府，是由省委接待处派车从长沙乘轮渡过江，于晌午到达韶山。毛远新看了老家的故居，拜访了村中的几位同宗老人，下午3时乘车返回。谁知到了湘江边，恰逢风雨交加，轮渡停开，毛远新只好折回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

　　毛远新于次日绕道湘潭回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在韶山的所见所闻。伯父听侄儿讲到湘江被阻，开心地大笑起来，手指毛远新说：“祖宗有灵，你不住一晚就想跑，那不行呢，还是乖乖地给我呆一晚上。”毛泽东对侄儿那种宠爱而又亲和的父子般深情，淋漓尽致地得以表露。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住房里同毛远新聊谈到深夜才休息。

　　从1966年2月下旬起，毛远新在驻广西的空军高射炮某部服役了半年多。同年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又作出了“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

　　这时候的毛远新，决非一个普通的空军战士所能相比，在他身上已经具备着很大的政治能量，他的所言所行，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早在1964年，即毛远新还在哈军工上学的时候，毛远新就曾成为毛主席的传言人。这年暑假毛远新回到北京，由伯父带着到北戴河，在一次游泳当中，伯父与侄子作了一番关于大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谈话。开学回到哈军工后，毛远新向院长、政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哈军工教职员工全部下乡搞“四清”的指示。院长与政委还向毛远新问：“毛主席还讲了什么？”毛远新又将北戴河毛主席的谈话讲了。哈军工党委很快地将毛远新的传达整理成材料，上报给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形成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大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的指示在全国各大院校得以实行，哈军工的毕业班学生最早奔赴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犹如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毛远新从空军部队又回到了哈军工，在学院率先组织了“红色造反团”。有毛远新的特殊政治背景，造反团的势力迅速扩大，校外许多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傍上了毛远新，不久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组成了规模极大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毛远新成为头头。

　　1967年5月，毛远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指示他要多留意辽宁“文化大革命”的进展。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散发。这样，毛远新的政治影响更大了。不久，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年仅27岁的毛远新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区政委等要职。

　　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毛远新，在197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中，为了配合江青一伙向周恩来发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交白卷”反潮流事件，将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当成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块”砸向周恩来林彪事件后的纠左势力。毛远新的这一举动深得江青的赏识。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业已升任为沈阳空军部队政委、第一书记的毛远新，与江青一伙紧密配合，在华北农大搬迁等事情中，将暗算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毛远新还别出心裁地在辽宁搞了一个“哈尔套赶大集”的经验，以此颂扬“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持续了两年多，给农村经济和党的声誉带来严重的损害。

　　毛远新的一系列“惊人之举”，给自己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里面的关键是毛泽东对于他的那些做法予以了肯定，作出这样的结论：“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是强多了。他在基层很有一套宝贵的经验，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无疑成为罩在毛远新身上熠熠闪亮的光环。

　　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他决定选择一个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然非毛远新莫属。从此，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远新在特殊时期担任特殊的角色，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问题是享有这一殊荣的毛远新，其政治立场一头歪在江青的一边，完全受到了江青的指使。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认“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

　　作为“文革”后期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参与了“四人帮”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受到江青等人的支使，做下了许多掩盖真相而左右毛泽东决策的事情。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的被隔离审查是必然的。

　　毋庸讳言地说，毛泽东对于毛远新一向有着将侄比子的深情。这种情结到了毛泽东晚年更加强烈，可惜身处这样政治环境下的毛远新，没有把握好自己，而傍在了“四人帮”的身上，丧失了基本准则，从某种程度上也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如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