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看见窗帘拉上了，我就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报，一边打开了电灯，这才发现林彪跟叶群正睡在一起呢!这一下子弄得我那个狼狈不堪呀!我原来以为中午休息，他们大概是分开睡的，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正在我左右为难，马上退出来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的时候，林彪倒先开了口，打破了尴尬场面，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红着脸在那儿简单地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我一听这话，赶快关上灯，把房门带上，退了出来。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 林彪倒什么话也没说。
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并且时间一长，我也能基本区别轻重缓急了。下面来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大事，非常紧急，动不动就是特急电，到了林彪这里，多半都可以先放放。后来我也明白了，要是上面来了特急电，我都要马上给林彪送去，那林彪也就不用休息了。
第二号、三号人物
常来辽阳街一号找林彪的人，没有几个，除了高岗，大概就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号人物罗荣桓，和第三号人物刘亚楼了。
就我个人观察，林彪与罗荣桓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默契。林彪很少到罗荣桓那里去，罗荣桓经常是自己来找林彪，如果有什么问题，两个人一商量，就定了。而且，两个人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从来都互不干涉。
林、罗在东北合作，是从1947年5月正式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从苏联治病回来，到双城去看林彪。林与罗见面，两人谈得很愉快。林彪就请罗荣桓留在双城，罗也一口答应了。林彪马上给毛主席打电报，说我见到罗荣桓，我主张他在前方同我一起工作，他也同意，后方仍由高岗主持。
罗荣桓一来，管起了政治思想、后勤补充、干部配备工作。林彪一下子就省心了。过去林彪既要指挥作战，又得做政治工作，整天忙得四脚朝天。有了罗荣桓，情况就不一样了，林彪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指挥打仗了。
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很好。林、刘也算是老上下级关系了。刘亚楼一当兵就在林彪当军团长的红一军团，16岁就当了营长。1937年，刘亚楼去苏联留学。一年后，林彪因伤也去了苏联，两个人又在莫斯科见面了。没过几年，苏德战争爆发，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司令部，作少校参谋去了。以后，刘亚楼随苏联红军到了大连。在大连罗荣桓见到刘亚楼，一看刘在苏军当了几年参谋，有经验，又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就推荐他给林彪作参谋长。
罗荣桓推荐刘亚楼当参谋长，算是选中了人了。刘亚楼一到，司令部的建设、参谋工作，立刻有了改观。
原来如此
林彪考我的第三天，我还没有办完移交，东北局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报告会，当时只通知是听林彪的报告，没有通知是什么内容，我也去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见到林彪。
会议开始后，我就听林彪说，我今天讲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接着他就说，“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我一听，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两天林彪叫我记的，就是今天他作报告的腹稿。当时我看到他只拿着几张纸，是个提纲性的东西，讲话时偶尔看一下。
为什么林彪要作这个报告，这有它当时的背景。
当时不光群众，也不光是干部，甚至在一部分相当负责的同志当中，对苏联出兵东北后的表现很有意见。比如，把鞍钢和沈阳的有些设备拆下来运走了，甚至把北安到黑河的铁路都扒掉运回苏联;还有，一些苏联红军，违犯纪律，乱拿乱收东西，甚至强奸妇女，等等。觉得这不像个伟大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所应该干的。大家很有情绪，很有意见。所以东北局专门请第一书记、东北军区第一把手林彪作这个报告。
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他让我去起草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各师（个别情况下，林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他都事先思考得很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场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比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的生活
林彪的生活和保卫不归我管，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就我日常接触到的和王本有时对我说的，那时林彪的生活比较简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不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
那时候，林彪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从来不说什么。林那一段指明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于睡眠。但平津战役期间，他也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
我听王本说过，在我去之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林彪不知道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副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人事不省啦!刘亚楼听说了，就往林彪这边儿跑，跑来就哭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林彪抢救过来。刘亚楼当场就把那个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以后如果林彪再让你们去抓药，一律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那里负责林彪保健的大夫叫戴济民，他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是一位老同志，已经四十好几了，蓄了一嘴的小胡子，相当瘦，但身体不错，他在辽、沈、平津战役期间始终跟着林彪。
辽沈战役期间，那时已是十月份了，东北已经相当冷了，他还对我说过，你不要看我年纪大，身体还瘦，但很健康，我一直坚持每天早上用一桶凉水从头上冲下来。我说，那不冷吗?他说，习惯了，也就不冷了。沈阳解放之后，我听说他经人介绍，找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大学生结婚了。以后我曾见过他的这位夫人，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长得蛮精神的。1977年我调回到卫生部工作以后，因为搞清查“四人帮”的事情，有一次，说到一件事，有人提到戴济民。我仔细一打听，就是他，那时他七十多了，不再工作了。我打听到他的住处，还去看望过他一次。看到别后三十年，他身体已大不如从前。过不几年，他就去世了。
林彪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开上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但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有这个条件时是这样，实际上，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过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却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不好动是林彪的一个习惯，连出去散步的时候都少，除了考虑问题，喜欢在屋子里走方步，就喜欢坐着，或在躺椅上躺着。
那时的林彪，性格比较平和、含蓄，有耐性，跟我原来想像的武人性格大不一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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