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高干子弟与北岛打赌:20年后看是谁家天下

　　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暴力毕竟只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迟早会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江山，何必要将其打得千疮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续太久，达到目的即可，见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则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这种破坏一切社会秩序的狂热被黑格尔（G. W. F. Hegel）称为“否定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通过无止境的破坏，他们暂时获得了一种空虚的自由。“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的平等，但是事实上它并不希望这种状态成为肯定的现实，因为这种现实会马上带来某种秩序。”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单从力量对比上看，寒门子弟人数远远胜过高干子弟，所以前者能在短时间内扭转局势。但权力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奥尔森（Mancur Olson）就曾指出：“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文革初期的“老兵派”由于人数少，容易统一行动，所以局势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四四派”、“四三派”则由于人数众多，在短暂的一致对外后，便无法统一行动，反而分裂为很多小派别，为争权夺利而开始倒戈相向，武斗浪潮随之席卷全国。

　　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毛泽东也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借此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在“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看来，文革中的他们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若非他们挺身而出，中国早就建立起严密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了。而在“老兵派”看来，他们在文革中始终代表着一股稳定的理性的力量。他们在“红八月”局势失控时组织“西纠”，通过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流血事件的蔓延。随后更是成立了“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甚至还要“打倒江青”，并“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这难道不是有反文革的正面含义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方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进行主动反思的根本原因。

　　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红卫兵（知青）所受的种种磨难和不公待遇，则使他们转而认为自己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由于这苦难，之前犯下的罪恶似乎都可以一笔勾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完全颠倒过来——这是永恒的规律：比起加害行为来，人类更容易记住的是受害体验。

　　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变革与开放的力量正是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开始抬头。但有些问题似乎永远难以解决：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横飞时，一个已失势的“老兵派”同学依然无比高傲。他极为自信地跟北岛打赌“二十年后见高低”，并称“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尹敏志，经济观察网，原标题：《红卫兵运动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