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自述:与孙中山结婚并非因爱上他(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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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不过时请把我枪毙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

　　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当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列宁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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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列宁的往来函电

　　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1918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

　　“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1922年初，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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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国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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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作用无人能替代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即使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恺、宋庆龄是最坚定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

　　“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