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这是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多年来努力试图阐明的一个问题,既是向中国人自己,更是向国际社会。
昨天(6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对张维为教授的采访,张教授指出:西方不少媒体和批评人士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歪曲,让他想起了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访问中国的情景。在那时,清朝的乾隆皇帝在异国使节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展现着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如今,西方民主“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事情难道正在发生反转?这一命运似乎降临到了西方头上:西方正在变成傲慢的“乾隆”?
张维为教授认为,对这种傲慢,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形成新的“中国话语”,造就新的“中国叙事”。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以下为《纽约时报》报道全文:
不少中国学者和官员都曾提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过张维为教授的专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把它推荐给前世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这样的人物。当记者向张维为问及此事时,他答道:“我很高兴,习近平推荐了这本书。”
现年57岁的张维为,十几岁的时候曾做过雕刻厂工人。2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做邓小平的英语翻译。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和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是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领域内的领军人物。按照张维为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最终会获得成功。他2014年撰写的新书——《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将上述观点进一步深化,其英文版将在今年推出。
张维为表示,西方批评人士应当超越长期唱衰中国的逻辑,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错了几十年。中国不会崩溃;民调显示,大部分中国人都觉得比以往要幸福;中国的经济规模注定会超越美国。在采访中,张维为解释了,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即一种“叙事”或一种“话语”,中国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并以此克服来自外部的偏见。
《纽约时报》网站刊发了对张维为教授的采访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纽约时报:您曾经是邓小平先生的译员。“中国的话语权”一词,您认为怎样才能恰当地译为英文?
张维为:我建议译为“中国话语”(Chinese discoures)或者“中国叙事” (Chinese narratives),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译为“中国的政治叙事”(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这也意味着,中国话语在世界上应有一席之地。
纽约时报:为什么“中国话语”如此重要?
张维为:话语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快速变化的大国。中国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和疑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和疑虑,对自己的人民,对整个世界清晰而自信地解释和表述自己。这就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对新的话语提出了要求。
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官方话语,包括党的理论和外交政策的声明等。不过,这些话语对外国人,甚至是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还不是很好懂。理解这些话语,需要拥有对中国政治背景的知识。例如,对中国自身发展来说,对统一党内思想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外国人不容易理解。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号召共产党要改变文风和会风。他自己以身作则,与群众交流时采取了更为直接和活泼的方式。
纽约时报:拿什么来建立这种话语呢?
张维为:就中国而言,为建立这种新话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这种话语,已经产生了明确且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国崛起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中国已经不能回避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任何疑问。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希望更好地理解,中国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未来将会做什么。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纽约时报:您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工作有哪些?
张维为: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发展模式和经济模式。
在2011年与弗朗西斯·福山(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的一场辩论中,我告诉他,我们确实在质疑很多西方人当做不言自明的假设,例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真正的良政。我们也同样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质疑其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看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