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社会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地不容易！毕竟村里有人知道道来不是朱盛苔的亲生血脉，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本族保长就是这样。为了求得这个保长的遮盖和庇护，朱盛苔只得紧勒裤带，省吃俭用，用钱来堵住他的口。好在此人虽说是个棺材里的人伸手——死要钱，但还讲信用。他答应为朱家保守这个秘密，但要100担谷子或200块银洋！朱盛苔夫妇被这个数字吓得张开嘴半晌合不拢，头皮一阵紧一阵地发麻，可他们头脑还是清醒的，咬着牙答应了。朱家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家产，又四处向亲戚告借，总算凑齐了本族保长的“保密费”。虽说这样，夫妇俩还是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国民党军队的突然搜查。1935年2月的一天夜晚，老天下着米子雪粒，天气格外寒冷。熟睡中的朱盛苔突然被村口一片狗吠惊醒过来，知道国民党军进村搜查，便急忙披上衣服，抱着用小薄被包裹的小道来，拖上布鞋走出家门，来到村外3里的小庙里，躲避到天亮后才回家。衣着单薄的朱盛苔被冻得生了一场大病。
在之后的整整19年中，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认子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接到朱开铨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泽东的思念。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泽东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泽东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毛毛，是毛泽东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泽东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泽东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泽东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每天都来几次，陪伴贺子珍母子。每次都把小孩抱过来，又是摸，又是亲，小孩睡着了就静静地凝视着。贺子珍心想丈夫这一次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陪自己？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平静地说：“他们说我是右倾保守，在宁都开会把我的总政委撤了，不让我管红军作战了。”贺子珍听后着急地问：“那你的态度是怎样？”毛泽东淡淡地苦笑一下，回道：“我要讲的都讲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不过也说了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再回去。”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愉悦。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泽东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毛泽东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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