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
古城公社洺北大队西王庄（亦称河西王，《地录》293页），1960年春全村有几户都吃人肉，大队发现后，多次教育制止无效。大队书记耿××下决心抓典型。有一次抓到王××的母亲吃人肉的事实，将其捆绑殴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不久死亡。该庄吃人肉的问题得到制止。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中共党员、县法院副院长）陆美（女）1960年汇报，在魏岗公社张任大队检查生活，大队干部向她汇报，蒿庄生产队（《地录》67 页）40多户的村庄，约有10多户吃人肉，几乎天天夜里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户夜间下地看坟，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况，但也无法制止。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地录》167页）1960年也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吃人肉基本是半公开的，谁都知道谁吃，就是不说罢了。孤儿张催粮近门的奶奶就不断用人肉加入张的稀饭中养活了他。
还有亳州市谯城区一位负责同志曾告诉我说，在那个年代里，吃人肉不算什么秘密，他家村庄十里河公社（集）东南港小庙（《地录》215页）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一户而是几户。吃过人肉，把骨头都抛在庄附近麦田里，收麦以后，白花花的人骨头，扔的东一块、西一块，是他亲眼看到的。
一次批斗吃人肉的大会
立德公社北王大队李寨生产队（《地录》299页）1960年春一度吃人肉的户越来越多，生产队、大队也制止不下。他们无奈，就决心抓典型、搞批斗办法解决。经过几天注意，抓到一个几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和尚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斗争。主要是几个干部发言，“你破坏”、“你犯法”、“你往政府脸上抹黑” 等等。最后大队负责人总结说，今后谁再这样（指吃人肉）就法办谁，关死你监狱里等等。这次批斗大会，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李程氏等几户存有人肉的赶快把肉埋了。从此，没有发现再有吃人肉的情况。
两起抢吃人肉的闹剧
一是，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王××述说：我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1960年春，农民有不少因饿而吃人肉。为了制止问题的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村里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一天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大盆里就被干部抓获。干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一起送到大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批判斗争。会未开始，到场的人均闻到肉香，久饿难忍的农民，有人说我来尝尝，伸手拿一块就吃，接着一哄而起，抢夺争拿，乱成一团。转眼把一盆人肉抢吃一光。王××说：“我爱人在场也抢吃一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大会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二是，据李玉显、李兴勤父子回忆：在双沟公社（原康庄后改为李营大队）后李营（后湖）生产队（《地录》276页），1960年春吃人肉事屡有发生。农民李春祥家刚煮好一盆人肉，被村干部逮了个正着。干部认为人赃俱在，除大训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开斗争大会，肉刚端出，就被饥饿的农民一哄而上、抢吃一空。干部惊呆了，再也没有办法，只能收场。半个世纪过去了，前后李营的老年农民还不断讲述这些悲惨故事。
老公安谈“特案”
尚振华是从县级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离休的。1990年代，我们经常见面谈论大饥荒问题。他曾多次跟我说，他1960年在县法院任秘书时审判的“特案”，大杨公社钓台生产队（《地录》239页）张秀英（女）由于当时饥饿把自己饿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邻居家的小孩。案发被捕，审讯供认不讳，判处死刑，正在办理手续中监毙。
田朝珍，1950年在城里派出所参加工作，1990年代在县卫生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1996年7月与我同在老干部病房住院期间，他告诉我说：1960年春，他在县公安局工作时，曾带领侦破组到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地录》90页）破获了一起杀死一名13岁的男孩连臣的“特案”。凶犯杀死连臣当夜煮吃，白天在村口路旁充猪肉出售。凶犯（57岁，其名字再也记不清了）逮捕后经审讯，承认全部事实，判处死刑未执行前死于狱中。他坚信在公安局“特案”的档案中一定能查到该案。
张长富，1952年从阜阳地委调亳县公安局任侦察股股长，1986年从亳县大寺闸管所主任岗位上离休。2000年以后，我们曾多次在老干部病房住院。张多次给我讲过：1960年春，他与县公安局刘德炎在十九里公社大寺集（《地录》159页）西头破获的一起一个农妇李××（名字记不清）杀人家两个小孩吃肉的 “特案”。这个女人20多岁，丈夫外出当工人，一人独自在家生活，本人极度饥饿，身体瘦弱。审问时似乎有点精神失常。1960年春她打死本集孙乐意7岁女儿吃肉，不久又打死本集姓马的4岁外甥男孩。我们一开始就在其屋内翻出了用刀砍开的小孩身子，把尸体对接后，少了个头没找到。时由刘德炎同志拍照后抓捕。后来公安部来人检查工作时汇报请示，判为死缓。在关押十几年后，大概在1975年左右释放。这时张已在大寺闸管所任主任，从而知道了该女释放后与大寺食品站职工王学诗的儿子结婚。
时振生是位老公安，文革前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五马公社李吉楼大队人。他对我讲：我家乡大队所在地李吉楼村（《地录》115页）有一名叫小车子的富农分子，独身一人于1960年春饿死后，因家无人，近门几户商定将其分吃。之后无人提及此事。
他还对我说：1958年他被错打为右派分子，公安局把他放在县城隍庙营教所与犯人在一起劳动。在此他认得了一个女犯人王福兰是五马公社（集）人（《地录》83页），是因卖人肉而关押劳教的，以后情况不详。
一位老公安，中共党员，在县市公安局工作几十年，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地录》113页）大队第四生产队。1958年该队放出亩产水稻4万多斤特大 “卫星”，受到县和国务院的奖励。他很沉痛地跟我说：放“卫星”给他们造成了严重恶果。1960年，我们四队160口人，饿死30多人，更严重的是发生了人吃人事件。“特案”不仅我们队有，第七队最多，有说是7户，也有说是9户。多年后没人再去计算，反正是真事，谁也不能否定。我亲眼看过煮熟的人肉，拔净汗毛与猪肉很难区别。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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