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79年陈永贵为何骂胡耀邦是“胡乱邦”?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加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报，假如不对这种挑战公开还手，事态必将更加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十一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十一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 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