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周恩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举行会谈的地点,在彭绪一去世前也没有说清。他向香港媒体人士透露的,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即说是在南海。不过,香港关心此事的人士仍然从彭绪一的简短谈话中,解悟出周恩来当年很可能和张治中等人去了东沙岛。因为彭绪一说周恩来在离开广州黄埔港码头的时候,由吴瑞林中将的南海舰队护卫,并且在海上整整航行了一天半。
正是根据彭绪一的上述谈话,香港特派记者罗凡1996年11月在《开放》杂志上再次撰文,认为周恩来和国民党人士的对话地点,在东沙岛的可能性最大。罗凡分析,当时的台湾海峡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周恩来绝不会同意和国民党人士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任何一个海岛上进行这种旨在谋求国家统一重大事情的会晤。
既然如此,那么在台湾海峡之外地区,国民党也只有两个岛屿上有少量的驻军。一为太平岛,二为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而我人民解放军在这一地区没有在任何岛屿上驻军。如果周恩来在距离广东黄埔港有一天半航程的海域里,寻找一个较为安全的会谈地点,恐怕也只有选中东沙岛。
另一个原因是,东沙岛也便于国民党参与会谈者的随时前往。此岛距高雄港只有240海里,同时该岛上又建有一个小型的飞机场,它无疑便于国民党要人随时从台北某机场起飞,其间只需要90分钟即可抵达。当然,以上所有关于这次高层会晤的人物、时间和地点的分析,都出于香港传媒人士对彭绪一先生从北京传出的点滴信息所作的诠释,这件事直到1997年底,尚未得到国共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权威证实。
罗青长在30年后证实:确有此事
关于周恩来是否在1963年12月,由罗青长陪同,在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中将的护卫下,从广州启程前往南海某岛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的史实,1997年冬终于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1997年冬天,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最可爱的人》,这是一本专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所编的纪念文集。就在这部纪念文集中,有一篇特别令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此文约有5,000余字,作者就是罗青长。
罗青长在这篇文章中承认香港传媒所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他写道:“1995年春节,我去吴瑞林家中探望他,老战友见面,分外高兴,促膝长谈,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工作与战斗的情景……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我当时任中央对台办主任,参与了此次鲜为人知的活动……”
罗青长的话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明了这桩纷传多时的重大事件确有其事。同时也为国共两党高层人士在当年南海举行秘密会晤提供了权威的佐证。罗青长在谈到周恩来赴南海的起因时这样说:“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并使会晤不被干扰,我奉命去找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同志,向他传达并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及保密要求,他当即表示,对中央赋予的使命坚决执行,并立即部署。”
在谈到周恩来秘密来到广东以后的情况时,罗青长说:“会晤前夕,周总理、张治中副委员长顺访了广东省的一些地方,在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后,来到了黄埔港,并由吴瑞林陪同,检阅了南海舰队部分官兵。随后,周总理、张治中副委员长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开始了秘密的航行……在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会晤地点,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为了照顾好周总理的休息,吴瑞林同志令护卫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小到最低程度。恰好当天夜晚,海面上风平浪静。第二天到达目的地后,周总理精神百倍地对大家说:‘这晚上是几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夜。’登岸后,周总理还向全舰官兵亲切致谢……”
由此可以了解到如下几件事情。第一,周总理1963年12月初,确由张治中和罗青长两人亲自陪同前往广东省边境;第二,确由时任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中将亲自带领护卫舰前往“预定会晤地点”;第三,海上的行程至少在一夜时间以上,而且罗青长在文章中还提供了周恩来在夜航中安稳睡了一夜等情节,由此观之,所有一切完全是真实而具体的史实。
罗青长在陪同周恩来到达那个始终不肯说明的“预定会晤地点”以后,他又这样写道:“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边境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3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总理一行的安全。”
从罗青长的上述回忆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在某一岛屿上的秘密会晤,确如此前香港传媒上所分析的那样,会晤时间确是“几天”(彭绪一认为是4天,香港传媒则分析为3天,而罗青长始终不肯说明具体时间,只说明是“几天”)。此外,在罗青长的文章中,仍然没有涉及和提到周恩来会晤国民党方面人士究竟何人,也没有谈到具体细节。他仅仅承认“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了秘密会晤。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事隔30多年之后,罗青长仍不愿意公开。由此可见,这次会晤的秘密程度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关于周恩来此行和国民党人士会晤的内容,在罗青长这篇文章中也只字未提。不过,罗青长在文章中这样说:“31年后的1995年春节,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1963年12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
周恩来在南海某岛屿与国民党人士的会晤,在事过几十年以后仍然还有许多待释之谜。1992年罗青长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大后退休,多年来他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其间虽有多人前去访问,可是罗青长始终守口如瓶。只在吴瑞林病逝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首次证实了1963年12月他与周恩来、张治中前往南海,与国民党的两个可以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的史实。但是,这次国共高层会晤所商谈的问题,多年后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始终没有透露。
周恩来与当时可以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两个人”,在南海某岛举行的几天会晤,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保密性。对于南海的国共高层会晤内容,彭绪一在死前曾经说过,“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当时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后来由于大陆的‘文革’影响,使共识和默契没能实现。”此外,当事人罗青长在事隔30多年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周恩来在南海与国民党人士进行的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都在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由此观之,周恩来南海之行仍然是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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