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绝非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了梦幻般美妙绝伦的人间乐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寻“香格里拉”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视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旧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旧西藏的落后从以下情况可略窥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没有现代医疗，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医治疾病的主要办法，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电站，且只供十四世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
亲历旧西藏的中外人士无不被其落后的社会场景所触动，并留下许多身临其境的描述。1945年，李有义在西藏实地考察数月后观察道：“在沿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约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败的景象。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几处人去楼空的废墟，垄亩痕迹依稀可辨，人烟却已杳杳。我所经过的这种‘鬼镇’何止百处……我出发考察时正是秋收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在内地比较落后的农村里，你也可以在农民的脸上看到收获的喜悦。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农村，我却不曾看到一副喜悦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是贵族和‘差领巴’（收租人）对农奴的怒吼和鞭打，我所听到的是农奴的哭泣和叹息声。”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也写道：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曾任西藏自治区广电厅厅长的杜泰（藏族）回忆说：“当1951年我来到拉萨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贫困和破败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拉萨除了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没有路灯，没有供水和排水设备。街头经常看到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还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鲁布邦仓’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围也是乞丐聚合地。当时乞丐竟有三四千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1950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后来担任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向噶厦发电反映昌都地区情况时说：“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县）内仅有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即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
大量事实证明，到20世纪中叶，西藏的旧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说：“记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制度）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20 世纪5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实现了政教分离，此时的西藏仍然实行着这种落后的制度，严重阻碍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西藏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19世纪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掀起废奴运动，英国、俄国、美国等国纷纷废除奴隶制度。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本国船只参与奴隶贩运交易。 186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在农奴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依然盘踞在中国的西藏，这不仅阻碍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文明、良知和尊严的羞辱。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然而，十四世达赖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非但不反思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黑暗残暴，反而留恋不舍，梦想着有朝一日把这种制度重新搬回西藏。对此，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有关文件有着清楚的记载。1963年制定的《西藏未来民主宪法（草案）》中称：“西藏以佛祖所教诲之佛法精神为基础，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1991年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规定：“未来西藏的政治是在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教合一、自由安定的民主联邦共和国。”1992年制定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将“政教相辅”规定为未来西藏的政治性质。2011年修订后的《流亡藏人宪法》规定：未来西藏政治是“政教结合”。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为彻底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创造了条件。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一举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西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西藏的发展驶入快车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取得新进展。经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之路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西藏面临着是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还是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两种命运。英国殖民者先后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强迫当时的中国清朝（1644－1911年）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在西藏的大量特权。清朝灭亡后，英国殖民者积极培植西藏分裂势力，制造“西藏独立”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加紧策划“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坚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十世班禅等藏族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出解放西藏的呼吁，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维护国家统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十四世达赖于10月24日致电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宣告了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图谋的破产，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和平解放还解决了达赖和班禅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促成了西藏内部的大团结。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政府逐步废除了外国在西藏长期享有的特权。1954年，中国和印度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取消了印度继承的英国侵略西藏遗留下来的特权。1956年，中国和尼泊尔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历史上的遗留问题。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藏族与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央政府周围，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和荣耀。
为帮助西藏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加快发展步伐，中央政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优势，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建设，以优惠的政策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为西藏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60多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1952－2013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财政补助达5446亿元，占西藏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95%。1980年以来，中央先后五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对西藏的发展建设作出整体规划。从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实施对口支援西藏的政策，安排 60个中央国家机关、18个省市和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20年来，先后有七批5965名优秀干部进藏工作，实施援藏项目7615个，投入援藏资金 260亿元，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政府按照省市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核定了17个援藏省市的援助资金量，并建立了稳定增长机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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