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抬走的皇上呢？他参与了这场阴谋，所以日子也极不好过。仇士良死里逃生后，当着皇帝面痛骂他，皇帝“惭惧不复言”。从那以后，唐文宗就不停被欺负，有一次他对大臣哭着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我受制于家奴，我比不上人家啊！”
在历代大内总管里，仇士良可算是一个异数。他打倒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前后杀了二王、一妃、四宰相。他在其他地方也有彪悍之处。宋朝的童贯身为太监，彪悍地长出了胡子，成为太监界的传奇；仇士良比他还要彪悍，彪悍到了生儿子的地步。
据《仇士良神道碑》记载，他娶了御史大夫的女儿胡氏，亲自生了五个儿子。他曾要求按惯例，给一个儿子“荫官”，引起了给事中李忠敏的警惕，他质问仇士良身为太监，凭什么有儿子？仇士良非常愤怒，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等到他扶立的唐武宗登基后的第三年，仇士良和皇帝产生了种种矛盾，很不愉快地退休了。退休之际，他还对送行的太监们上了一课：“不能让天子闲着，得让他不停地玩，这样他就顾不上别的事儿了。千万别让他读书，别让他跟读书人接近。他知道前代兴亡，就会感到害怕，疏远我们。”这就像交代怎么对待《黑客帝国》里的尼奥，千万别给他吃揭示真相的红药丸，要给他喂蓝药丸啊。
仇士良在危机时候能拥立天子、杀死宰相，但这种权力也有脆弱之处。否则，他就不会在新皇帝登基三年后就被撵走了。读唐史会发现一个怪事：在宦官们的阴影下，皇帝和宰相依然能有所作为，唐武宗就是个有为之君，他的宰相李德裕更是数得着的一代名相。
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呢？也许这跟唐代宦官的权力结构有关。他们虽然拥有可怕的权力，但却并没有把这种权力日常化、系统化。宰相仍旧控制着外朝，依旧影响着内朝，皇帝仍旧和宰相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贴黄”权直到唐朝末期才出现。
在仇士良的时代，大内、内朝、外朝的链条并没有断裂。宦官的武力只能偶尔使用，而人家的权力链条却能每时每刻地发挥力量。这就像宦官们手握权力的核武器，而皇帝和大臣们则掌握着常规武器，双方在对持中都有点老虎吃乌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到了明朝，太监们才系统性地渗透进了这个链条，获得了一种压倒性的日常权力。
蟒龙
明朝的中枢制度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朱元璋废掉了宰相。后来虽然产生了内阁，但内阁大学士不同于唐朝的宰相。大学士只负责内省，理论上并不能直接指挥外省六部。内省和外省出现了永久性的断裂。少数权臣可以绕过这个障碍，但这属于不正常现象，严格来说属于违法乱纪。
还有一点就是帝国运转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公文化。明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和大学士没有面对面的联系，帝国照样运转。各地公文汇总到内阁，内阁做票拟起草处理意见，司礼监按票拟审阅批红，文件就生效发回。
大家都说明朝皇帝懒惰而清朝皇帝勤快，其实这不光是性格问题，更多是制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朝太监有批红权，而清朝没有。清朝皇帝如果懒惰，系统就会崩溃掉。
明朝管理宦官的机构是二十四衙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相当于大内总管，其副手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来说，秉笔太监负责具体批红，掌印太监负责最后审核、在上面盖印。按制度规定，他们只能按皇帝的意思批红，主动权还不如内阁的票拟。
但如果皇帝懒惰，他们的权力就会变得相当惊人。在外省、内省、大内这个权力链条里，他们身为大内总管，又能控制内省的最上游，所以才会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权阉。
魏忠贤的性格很有意思，奸险之中不乏憨傻天真。在崛起之前，他的绰号就是“傻子”。而崛起之后，他的很多表现也有点憨。比如有个心腹无意中说了一句：“外官都是在诳哄老爷”，魏忠贤就深受刺激，揣着一颗受伤的玻璃心长吁短叹：“原来他们夸我都是假的！原来他们都在哄我！”一连好几天称病不起。据说他在宫里看戏，一看到秦桧出场，他就马上对号入座，表现得坐立不安。其实这跟他有啥关系？
至于他的治国方略，也颇为古怪。有次前线吃紧国库空虚，魏忠贤就想出一个主意。按照惯例，皇帝可以特殊恩准某些人“宫中骑马”，有这个特权的人每逢年节要献匹马。魏忠贤就一下子赏给几百个太监宫中骑马权，然后让他们缴马。这就是讹人啊。人家其实不想宫中骑马，但没办法，让缴马就缴吧，也都是些老马病马，往辽东送的时候，“随到即死”，士兵只好当伙食吃。魏忠贤这也算是憨人想出的笨办法。
这么一个人物能压倒文官系统，无非是因为他侍奉的主子是所有明朝皇帝里最懒惰、最无知的一个，所以他获得的代理权最完整。靠着这种权力，他能对权力链条进行日常性的细密掌控。
此外他还占了一个便宜，明朝没有能够指挥外朝的宰相，内省和外省出现断裂，更加无法和他抗衡。所以魏忠贤有极多的文官党羽，也就是后来说的阉党。唐朝宦官力能废立天子，却从没有在文官系统中有这么大的渗透力。这种现象绝对不能仅从士风颓靡的角度来分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