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与弊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 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渐渐显露出来。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华东、华中增调几个师团，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实行疯狂的报复；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尤其指挥上的失误，使129师的伤亡大大超过预计数目。
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比别人更高一筹。虽然战役获胜的初期，他曾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彭德怀去过一封贺电，讲道：“百团大战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而在其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几个不利方面，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已呈报中央军委，但未等中央军委批准，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有一个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对日作战战略，依然是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也不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与他注重保存我军实力，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八路军总部于7月初上报的作战计划，是投放兵力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是破袭正太路，其次是破坏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后来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达到 105个团。以几近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这么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毛泽东很不希望的。
还有一个战略全局的高瞻远瞩问题。促使彭发动“百团大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日军进攻方向有错误的估计。本来日军的进攻方向是中原和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以有利于太平洋战争。而彭德怀认为日军要进攻西安，担心敌军切断延安与西南区域的联系，成了一种不必要的顾虑。毛泽东后来深深地意识到：如果彭德怀不那么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或等到日军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之后，兵力更为分散时，举行这个百团大战，其战果、意义将大得多，我方的损失则要少得多。综上所述，毛泽东不由对彭德怀发动这一战役的动机，发生了某种怀疑，认为彭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总之，“百团大战”在毛泽东的脑子里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彭德怀因抗美援朝与高岗多次接触，对高怀有好感，和高谈论过一些中央领导的是非。后对“高饶问题”有所察觉，但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事后，彭被毛泽东看成“高饶司令部”的人，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
粉碎高岗、饶漱石集团的反党分裂活动，是中共建政后党内第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1952年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权欲熏心，对中央给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满足。出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急剧膨胀，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大肆攻击刘少奇、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小组织派别活动。高岗还利用各种场合，散布“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划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颠倒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还反对党内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有目的地进行拉拢活动，为能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铺平道路。
自1953年12月起，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是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道：“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这一讲话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时过不久—— 1954年2月上旬，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会议并作全会报告。针对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刘少奇在报告中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真正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都作了发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粘连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按说彭德怀是不沾边的。前一段时间，他身在朝鲜战场，回国后也全身心地扑在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上。然而在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眼里，特别是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应该算“另一个司令部”的人。虽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并未涉及到彭德怀，但在中央相当部分领导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以至于到了庐山会议，柯庆施、陈伯达等人竟然公开指责彭德怀“充当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应该说柯庆施、陈伯达这些人对彭德怀的攻击，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他们掌握到了一定的实际情况。彭德怀与高岗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事情牵涉到东北。这样一来，两人的接触自然较多。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亲自去过两次朝鲜，这让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高岗也把拉拢的目光锁定在彭德怀身上，有意识地与之搞好关系。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高岗利用了。至于饶漱石，彭德怀过去没有与他共过事，素无交往。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治病，正好饶漱石也在医院治疗眼睛，两人免不了有较多的接触，相处得甚为融洽。
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有所暴露后，彭德怀仍无察觉，直到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他才感觉到情况的严重。1953年12月上旬，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而军委正在召开全军高干会议，主持会议的彭德怀打算会议一结束，就向中央反映，报告与高岗接触的情况。没想到被繁忙的事务一拖，就捱到了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到这时候，彭德怀报告也好，揭露也好，不但成了马后炮，还被毛泽东看成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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