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黎平系内蒙古前高官女婿 500平豪宅曝光(组图)

　　面对新的证据，检方、法院本打算重启呼格案再审，却遭到来自公安机关的重重阻力。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年“破获”呼格案的“第一功臣”冯志明非但没有受到调查，反而从赛罕区公安分局局长一路升迁成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2014年底，冯志明才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带走调查，而此时赵黎平已经退休。虽然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二者之间有何联系，但有分析认为，“如果没有赵黎平的同意，冯志明能不断带病提拔吗？”

　　还有已持续发酵5年的“杜文公款送礼案”。有消息人士透漏，2015年初，内蒙古公安系统就传出“赵黎平将被调查”的消息，被调查的原因之一，应该就是由内蒙古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原副主任杜文贪污案牵出的、涉及130万元的单位贿赂案，

　　2007年，为解决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深圳一块土地的纠纷，自治区政府指派杜文等人协调此事，并向自治区财政厅暂借2200万元的专项经费。2012年8 月，杜文以贪污罪一审被判15年。2014年末，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重审此案。庭审中，杜文一改此前“送礼去向打死不能说”的严密口风，首次供述称，2010年3月末，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以看好一尊铜鼎，需购买后用于向北京送礼为由，从自己手中拿走130万元。

　　据媒体公布的庭审笔录显示，杜文向检察官详细介绍了送这笔钱的过程：接到赵黎平的电话后，他从家里拿了130万元，在省交通厅旁交给赵黎平。赵还防范他是否携带录音设备，并叮嘱他跟别人不要说送了，也不要说不送。

　　赵黎平还被指“染指多项工程”。其中一项工程是自治区看守所和安康医院改建项目。据媒体报道，原本4542万元的立项建设费用，最终决算时却变成了1.2 亿元。看守所改建，每平方米花费近万元，建成后却因为监控设施、建造布局达不到公安部的统一标准不能投入使用，只能再次投入近千万元改造。种种细节，让人们对赵黎平产生了诸多猜疑。此外，公安厅游泳馆、禁毒基地和2010年西门宿舍拆迁等工程也都由赵黎平批复建设。

　　赵黎平被批准逮捕后，有关他的种种负面消息仍不断被翻出来。但他到底还犯了多少事？其落马又能揭开多少腐败黑幕？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环球人物》记者姜琨郑心仪）

　　专家解读“百虎”腐败路径

　　退休前手上有权、退休后兜里有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一系列因素，让赵黎平成为落马“百虎”中最特殊的一个。该案案发后，不少媒体手握大数据分析“百虎”的构成，从年龄分布到地域省市，从职位高低到腐败形式，不一而足。但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如果挖到根上，腐败的根源还是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失控。”

　　退休前手上有权、退休后兜里有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一系列因素，让赵黎平成为落马“百虎”中最特殊的一个。该案案发后，不少媒体手握大数据分析“百虎”的构成，从年龄分布到地域省市，从职位高低到腐败形式，不一而足。但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如果挖到根上，腐败的根源还是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失控。”

　　以目前已经落马的“百虎”为例，几乎每一个都牵涉到“权力失控”的问题，在“军老虎”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王长江分析说：“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腐败分子往往会利用这种绝对领导，使自己凌驾于一些政策之上，不受任何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权力失控，程度只会更为严重。”

　　从腐败路径来看，“百虎”中最突出的是山头腐败，目前查处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4个副国级“大老虎”都与此有关。“所谓山头腐败，就是在体制存在一定漏洞，或政治运行不科学的情况下，一些人为着共同的利益聚合到一起。”王长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授受的，大家肯定朝着有资源的地方集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腐败的团伙。”

　　山头腐败之下，则可分为家族式腐败和集团式腐败两种结盟方式。“前者是基于血缘产生的自然信任。当一个人竭力靠近权力中心，同在官场的家族成员朝着共同的家族利益‘使劲’，会让他产生一种安全感。至于后者，少了‘家族内多人为官’的前提，只能更多地依靠朋友等非血缘关系结成联盟，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腐败、结党营私等就属于这一类。”王长江说。

　　也有形式上比较个例的，如仇和等明星官员的腐败。“对待权力，有的人怕出问题，做起事来容易束手束脚；有的人则相对大胆，愿意大刀阔斧地去做事。但由于某些权力的界限不清晰，一些官员在大刀阔斧做事的同时，会越过权力的边界，至少会在权力的边界上行走。如此一来，最能干的人，也就成了最容易被腐蚀的人。” 王长江认为，必须下大力气改革，为愿意干实事的官员提供足够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从体制上堵住腐败漏洞。

　　王长江在不同场合表示，看住权力才是堵漏的根本。“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让更多眼睛通过更多渠道进行监督，比如政党监督、媒体监督、公民监督…… 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后，很多国家的监督手段已经十分丰富和健全，但即便将它们全部用上，腐败也只是‘得到有效遏制’，远没有被根治。更别说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权力的约束分为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以及权力的横向约束，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等等。”王长江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反腐还是初步的，处在由治标（震慑打虎）向治本（制度反腐）演变的过程中。“现在一谈到对权力的约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对下的约束，如加强垂直领导、派驻巡视组等，这是我们最轻车熟路的，力度也是最大、最有效的。从下而上的约束呢？横向的约束呢？不能说没有，但与从上往下的约束相比，就是一种‘跛脚’状态，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真正将权力约束起来，形成制度反腐。”

　　因“老虎”落马频率不降反升，有人担心，一旦反腐过头，可能伤及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政治稳定。王长江对此极不认同。“腐败最大的危害是对规则的破坏。短时间内，加大反腐力度可能会使市场或权力体制出现某些真空，但我们要相信，市场和权力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巨大的，这个真空很快会被很健康地填充。如果因为这点风险就对反腐收手，等于是长着一颗毒瘤，迟早会出大事。”（《环球人物》记者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