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二:“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三】
外国明信片上的慈禧太后,1901年。
然而,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在当时人眼里,慈禧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曾经为她画像的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直译《与中国皇太后》,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时,改名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在这本书中,1903年慈禧太后呈现出这样一副面貌:
“太后身材匀称,手形纤细优美且保养甚好。面貌端正,耳部轮廓极佳。黑发如漆,整齐光滑地梳成十分别致的发型。宽宽的额头,弯弯的眉毛,眼睛明亮有神,目光极具穿透力。鼻梁高而直,是中国人所称的‘贵人’鼻形。上唇的线条坚毅果断,大而美的口型极富动感,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下颌较为宽大而又不带任何夸张。所有这些,都显得魅力十足。假如我事先不知道她已将近69岁,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40岁左右的中年妇人……加上服装、饰品的色彩搭配得十分谐调,更显得容光焕发,顾盼生辉。同时,太后又是一个观察能力敏锐、富有见地的人,因此气度非凡,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注6.]
无独有偶,1905年为慈禧画像的另一位美国画家华士·胡博(Hober Vos)也在信中这样形容她的外貌:“太后的仪容将我深深地吸引住。我曾见过她的一帧照片,是北京一名日籍摄影师所拍。这照片曾送给欧洲各国政府驻北京大使,后来被禁止流通。我从年青的荷兰大使希斯特(Jonkheer Van Citters)那里借来看过,对太后的印象也只限于此。现在才发现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她坐得笔直,显出坚强的意志,连皱纹也带着深意似的,眉宇间充满着仁爱和对美的追求。”
那一年50岁的胡博甚至说:“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注7.]
上述文字出自两位美国画家,写下它们时,两位画家都已经回国,因此,他们的文字,比起精通阿谀奉承的朝廷官员,可信性强得多。其中最震撼我的一句是:“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四】
照片号称是对世界最精确的复制,但照片与客观世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边框,而边框本身,就使裁取成为一种权力,也使摄影者对世界的表述有了主观的可能。而摄影者的构思、光线(专业摄影师时常为了拍摄一幅画面而长时间地等待光线),无疑又加强了这样的主观因素,从而构成了摄影者对现实世界的干预,甚至篡改。
因此,照片在呈现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在遮蔽另一部分真相。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记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
她甚至决然地指出,“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布莱希特曾说,一张有关克虏伯工厂的照片,实际上没有暴露有关该组织的任何情况。就此,苏珊·桑塔格说:“理解与爱恋相反,爱恋关系侧重外表,理解侧重实际运作。而实际运作在时间里发生,因而必须在时间里解释。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注8.]
照片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辅助,或者说,需要以其他证据,与照片形成互证。假如以照片为孤证,则是危险的。就像一个人,当他还在人世,他在现实中的形象会给照片提供一个参照系,他的气息、个性、言语、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一个人的整体性,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内(相当于得到了其他辅助证据),即使照片有所失真,看照片的人也会根据对他的现实形象做出自动校正。而当他死去,情况不一样了,参照系消失了,他的气息、秉性、言语、行为全都消失了,照片就成了孤证,偶然或者局部,就可能被我们认定为永恒和全部。
因此,在我看来,一幅照片,更像是一面放置在时光中的镜子,能够将一个人的面貌折射得很远,甚至是无限远,但它传过来的影像,也仅仅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事物本身。斯人已逝,无论我们以何种目光相对,他都不会再出现。他在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那个时代,就是他的玻璃鱼缸,子非鱼,既不知鱼之乐,也不知鱼之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