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出租车司机回忆，昆明街头不少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挂着“江苏建工”横幅，一时间，“满城尽是江浙商”。
房产项目外，仇和在昆明执行的绿化政策也争议颇多。他曾要求一年内实现种树80万株“视觉补差”，“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昆明《都市时报》2011年11月报道，过去4年昆明种下了876万株树，于2010年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
但其街道绿化被指缺乏科学规划，有的街道边上种有两排甚至三排树。
仇和在沭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大力发展过花卉种植业，沭阳县的新河和颜集镇，都曾被评为“花木之乡”。
宿迁一名开发商透露，仇和到昆明后，绿化树种很多都是从沭阳引进，业务往来最多的是沭阳苏北花卉有限公司，其董事长为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党委书记李生，“仇和在沭阳做书记时两人就认识”。
昨日下午，李生在电话中承认，这几年给昆明“做过几个项目，按照设计要求提供苗木”，但他未透露项目细节。
走“上层路线”的地产项目
江浙商人涌入，有本地企业势薄，不能满足仇和城市规划的客观原因。因此并未得到太多质疑。
但项目进入后，却常有“上层授权”的违规行为出现，在昆明官场，引发了不少质疑。
昆明政府部门一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间，许多房地产项目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大批江浙企业“走上层路线”，很多项目都是“上面压着下面来违规办理”，有业务负责人私下感叹，“每天做事都是要进纪委的节奏”。
2011年10月，仇和离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江苏南通的涌鑫集团在昆明呈贡新区投资建设的昆明涌鑫中心项目正式签约，《云南日报》当时的报道称，该项目占地225亩，概算总投资35亿元。
该人士称，该项目土地在正式竞拍前，涌鑫集团曾经找到市政府，要求地价控制在200万（每亩）左右。而依据仇和定下的“五四三二一”（一环以内土地底价500万元一亩，一环至二环间400万元一亩，以此类推）基准地价制度，该项目邻近的土地竞拍价约为700万一亩。
“他们的出价低出市场价太多。”土地规划部门人员向上再三争取，最终，涌鑫集团答应提价至300万（每亩）。此后，市政府就此专门开会，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该项目竞拍地价必须控制在300万。
“我们违逆不了上面的红头文件。”该人士说，该项目是仇和授意实施，并且，这是仇和离任市委书记前“指示”在呈贡新区的最后一个项目。
最终在土地竞拍中，涌鑫集团如愿以300万每亩的价格拍得土地。
昨天，涌鑫集团副总裁邓习汇证实，该项目当时拿地的价格是300万一亩。但他强调，“（外界说我们）低价拿地不存在，我们都是走正规的招拍挂程序。”
邓习汇说，涌鑫集团是在2011年左右昆明粮食局对口招商时被引进的，这也是他和仇和相识的原因。但他说自己和仇和并无私交，“我们之间都是公事公办，虽然相互认识，那仅仅因为我们是江苏的开发商，他也是江苏出来的。”
在仇和任上，还曾经发生轰动一时的“华西地产项目诈骗案”。2010年初，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与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行政许可，不具备商品房预售及收取购房款的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以永胜村“城中村”改造为名，假借“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项目名义，以每平方米售价比周边楼盘低2000元的诱惑，吸引了2000多个市民和40余家单位抢购，诈骗金额高达近3亿元。
这两家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批示原文为“请文荣、云波、陈勇同志立即会处答复”。
此后，昆明市城改办在接官渡区请示研究后，以昆城改办〔2010〕15号文明确答复此项目不能按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规划和改造，不同意立项开发。但涉案人员故意歪曲和扩散批示内容，以复印处理手段模糊“会处答复”四个字，向公众隐瞒“最终答复不同意开发”的决定，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有政府内部人士称，该案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仇和此前在土地问题上的违规争议也被发现。
仇和旋风过后
石鹏飞是第一个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学者。他对仇和层满怀期待，希望仇和能弥补云南与发达地区的“古代与现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疗法”为昆明带来了二环路和地铁，出租车司机也评价，“如果没有仇和，今天的昆明会彻底堵死”。
早在仇和来之前，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迁”。因强拆而引发风波的宏仁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明也承认，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有问题”。
昆明市一位官员的评价是，“仇书记对于程序和法规没有概念，对是否越界也没有概念，政府部门几乎经常以违规的方法在做事”。
这名官员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仇和曾带着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到泰国考察，在一个寺庙，仇和准备拜佛时，一旁的开发商们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过之后，对左右的随行人员说，“我这不是贪污，我这是为昆明人民祈福。”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这名官员说，能否接受开发商的钱是原则问题，但似乎仇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这个过程就没问题，所以，他才会在众人眼皮底下接过钱。
一位政府部门人士有一次随同仇和视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发现有一块地正准备开发，随即指示，“这一块地要给我改成绿地”。
其时，该地块已经拍卖给了当地某知名企业进行开发，土地证已经下发，招商也已开始。但随从人员无人指出并反对。
仇和转身对着一位市领导说，“你怎么看？”这位市领导只能接话，“我只有一句话，按仇书记的指示办！”
不止一名官员总结，仇和的强势改革很多都是违规推动，而如今，程序正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仇和那种违规改革的做法早已经过时了。“仇和旋风”，为昆明留下成绩，但也带来了对法治和程序的伤害。
离开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马后，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为当年“仇和新政”的争议下了新的结论，“以人治推动法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动民主，实际上就是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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