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特务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不久，经友人介绍，文强参加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文强执掌该社后，该社的通讯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他的化名“文浮生”也是声名鹊起，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舰来长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议，反而派人携带厚礼慰问献媚，这种无耻行径有损国格和省格，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何键看后大发雷霆，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文强到案法办。
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一次，他彻底改变了文强的人生道路。
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来到了杭州。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这位曾经在共产党内做了一些工作、担任过较高职务的人物便与共产党彻底断绝了联系，并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经研究，参谋本部虽将文强的分析备案，但并未真正重视。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后，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
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文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收集国民党军驻上海各个司令部的战况。这期间，他遇到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在江浙一带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文强把其中的一部分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任政训处处长。后来，文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被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破坏殆尽。文强受命潜赴上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强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的策反和对日情报收集工作。在上海，文强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策反高级军官，但成效不大。日伪情报机关知悉文强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后，对文强进行了大肆的追捕。戴笠考虑文强的危险处境，乃电令文强撤离上海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强取道香港，历尽艰险辗转回到重庆。还没有安顿下来，1942年2月，又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惟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
恰好这时，戴笠来电调文强为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还没动身前去重庆赴任，戴笠又一纸电令改派文强为设在河南的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并立即履职视事。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2000多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这一行动，文强干得相当不错，不仅有效地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训练班无一人伤亡。于是，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陕、晋、察、冀、豫、鲁5省和平、津2市的军统工作。在任职北方区区长期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由于功绩卓著，文强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为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戴笠交给文强的主要任务是“防苏反苏反共，为打内战出力，对付北朝鲜、外蒙古亲苏的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在东北的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杜聿明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经常往上打小报告，很喜欢与其共事。可是，这个好印象却害了文强，后来，他被杜聿明拉进了淮海战役。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后来，作为战犯的文强对于这个抉择暗自庆幸，因为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他军统的事情。
也许是宿命难逃。是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命运真会捉弄人，试想如果当时文强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是起义将领了，与“战犯”的命运那就是天壤之别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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