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宴上，邓小平盛情邀请李光耀来中国访问。李光耀表示感谢，他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他就来。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时间。李光耀则说：“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在这次会面中，李光耀告诉邓小平，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革命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李光耀接着说，也许邓小平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但是，要这些国家听从他的建议，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李光耀本来以为“邓小平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然而突然地，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这第一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李光耀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李光耀也了解到邓小平有使用痰盂的习惯，因此虽然新加坡总统府里有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但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晚餐时，李光耀请邓小平尽管抽烟，邓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想办法少抽。整个晚上邓小平没有抽烟，也不用痰盂。因为邓小平也看过报道，知道李光耀对香烟敏感。
邓小平离开新加坡之前，和李光耀再次在总统府别墅见面了，谈了整20分钟。邓小平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他觉得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邓小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经过这里，有一面之缘，那时新加坡还是个殖民地;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
李光耀与江泽民：双语交谈不需要翻译
江泽民与李光耀
在江泽民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期间，李光耀曾与其数次会面，双方曾就新中关系、台海局势、苏州工业园等问题进行过深入交流。2010年时，已卸下领导职务的江泽民还在家乡扬州宴请李光耀，同这位老友叙旧。
在李光耀的另一本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他曾写道：新加坡领导人如果能以华语跟大中华圈的领导人沟通，那将是新加坡的优势。他本身就是凭着一口华语，同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等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李光耀在书中回忆，在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认知还不足时，江泽民会邀请他出席晚宴，与他讨论外界的情况。“他会抓住我的手问我：‘跟我说西方对我们的真实看法!’”
李光耀对华语的使用，并不停留在与中国领导人寒暄的层面，他也用华语讨论敏感的重要课题。他在书中提到，1994年5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请求吴作栋代为向江泽民提议，让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联合设立一家国际船运公司，处理两岸之间的贸易。新加坡将只持象征性股份。李登辉请新加坡代为提议的用意，是希望以新加坡作为中介，从而提高提议受大陆方面重视的机会。
江泽民当时并没有接受建议。
几个月后，吴作栋草拟了建议书，李光耀再先后找了李登辉和江泽民谈。李登辉同意这项建议。几天后，李光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江泽民，江泽民说：“我有翻译员，但是我们别浪费时间，你就说英语好了，我听得懂。而我说华语，你也能听懂。有什么不明白的，我的翻译员可以帮忙。”
两人当天的确省下不少时间。那场讨论非常热烈，江泽民还向李光耀解释他为何难以接受李登辉的建议，因为李登辉当年4月受访时，把自己比喻为要率领人民走出埃及到应许之地的摩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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