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这种根本没有可能,像医学上的探索,连医学科学本身都无法给出结论,他们也只是推测,用数据和临床说明可能性,或者说关联性很大,仅此而已。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医学发展的程度,像肺病100%治愈的,几乎没有,可能只有一种,其他的都是缓解症状,用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手段来治疗。
澎湃新闻:这部《穹顶之下》科普意义是否远大于调查意义?我之前采访过上海老科影导演项先尧,他对我说过他的一个构想,就是把像“雾霾”这样的社会热点问题,用形象的方式、多种的手段给观众讲明白,柴静片中的这部分表达还是很有效果的。
崔永元:从调查类纪录片来讲,我觉得她的片子没有问题。关于雾霾,她在我们以前了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传达了更有价值的信息,或者是以前似是而非的,她给了一些可参照的观点。你提到项老师的设想,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想法,在国外会有公共频道来做,像英国BBC、日本的NHK,他们大量的时间都是用来做这样的事情,国内因为没有公共频道,所以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做纪录片,也要想着收视率,也要卖个好价钱,观众是不是爱看。他没有那个为公共服务的意识,或者说他没有责任和任务,而国外是有这个任务,每年必须50%或者70%来做这样的事情,至于你做这件事怎么能吸引观众,怎么让大众接受,那就是你身为这行的人,有没有这个本事而已。
澎湃新闻:其实公众话题也是有纪录片人在做,只是一个普通纪录片导演做了“转基因”和“雾霾”没有点击率,但柴静和崔永元做的就有点击率。
崔永元:但我们俩这样自掏腰包的人也少。我觉得还是因为她所呈现的是中国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就像我拍的转基因也是,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相关,你换个题材也不一定会关注。
澎湃新闻:但这样自掏腰包的可持续性在哪里?花了一年辛苦制作的片子,然后是一个星期的集中讨论,可能半个月后就没人再提起了。
崔永元:你说的这个问题就和片子中反应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比如环保部门去抽查了,或者评卫生城市了,大家都会激动万分,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呢,宁肯平庸,宁肯不作为,因为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惯性和惰性,我们靠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他们的。其实我和柴静私下也在说这事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其实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这个,当然知道没有什么用,对政策的改变更没有什么用,大家看看也就完了,但没有什么用也不应该不做,无利可图的事情总得有人做。
我当时做大货车对北京污染情况调查时,连续做了15天,助手开车,我来拍摄,每天拍到凌晨。做完15天,我把材料汇集到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和柴静片中表达的如出一辙;比如市政晚上是可以查大货车是不是没盖好?是不是往下掉渣土?但是他没有拦车的权利,拦车只有交警才能拦,但是交警又不管这些,大货车有车牌又正常行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按他们的说法,必须得有三个部门联合执法,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三个部门天天联合执法呢?当你听到这些结论时,特别沮丧,不是没人发现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澎湃新闻:她女儿患病这事你知道吗?
崔永元:我也是看片子才知道。但是女儿出生她是告诉我了的。
澎湃新闻:有很多人对她把“女儿患病”放在片中提出了质疑,你怎么看?
崔永元:柴静的片子上线第一天,像关于“女儿患病”的指责只是第一轮,我是觉得他们想得太复杂了。在看完片子找不出什么下手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比较容易,两天之后就会过去,就会有新的不停地爆出来。你看吧,之后的质疑声和辱骂声会越来越多。有意无意的,你的片子会触碰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你让这些人没有脸面,耽误人家赚钱升官,那你就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甚至一些科学家,一些学者也会自觉地加入这个行列里来,会有人找出片中的某个数据质疑这个不准确,那个不靠谱,会有一堆人冒出来。就像当时我的纪录片一出来,他们最后没得说了,就说你采访的不是主流科学家,甚至有人造谣说,你采访那人是你雇的。
澎湃新闻:你有没有给柴静介绍什么经验?比如说片子上线后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之类的。
崔永元:我说了,我当时就建议她公益播放,不建议她把片子卖给谁,就这一条他们会恶心死你,我建议她就自费制作,公益播出。
澎湃新闻:接下来,还会去做吗?
崔永元:当然做,转基因我又拍了一年,我们这样的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可能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们,再攻击和谩骂,用什么招术都没用,只能激起我们的斗志。我们这种人是童心未泯,明知不可为、非要上火山。
还有,我认为《穹顶之下》唯一的作用就是启蒙作用。柴静的纪录片,可能是她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步,但与对于国家雾霾治理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推断一下,假如柴静拍了一个深入浅出的纪录片,让所有人都明白了雾霾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导致雾霾被彻底治理,那你说我们要那些部门干嘛用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调查记者不是影视明星,她不是在别人掌声鲜花下生活着,她的荣誉感来自于她对自己职业的尊重,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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