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坠机现场:如“炼狱”一般令人触目惊心(组图)

　　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这些尸体姿态各异，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数头部向西，只有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8号尸体头朝北略偏东，9号尸体头朝东，对着机头。他们的伤痕，看来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摔死炸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2号和9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过，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1号犹存布上衣，4号犹存皮夹克外，其他全部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2号、7号胸前柏油状物质，据后来听行家说，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胀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樱桃红色，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下水肿，变得亮晶晶的，像是蜡塑的人，而且看去显得比较年轻。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带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常乘国际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鞋底把充气滑梯划破，或者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9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按住棺盖，钉上钉子。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大约二十厘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的习俗，应在每具尸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因堆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中午12时坟已堆起，略高于地面。许大使询问蒙方，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问题是怎样考虑的？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不写字。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两截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容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换眼色后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朝上的分流锥，明晃晃的十分扎眼，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着的航空标志。

　　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难者致哀，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份同样缺乏应有的估计，失掉了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他们明白真相以后，肯定要后悔的。

　　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