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部长叛逃美国大使馆真相 曾轰动世界(图)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遭到了“卖国”的指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各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成为颠覆大局的风暴潮，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三、替罪羊

　　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在对付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是坚定的鹰派，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争锋相对。端方受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暴动成功。事态进一步恶化。

　　武昌暴动之后，盛宣怀虽没有带兵出征，却成为“平乱”的总调度，为了保护铁路桥梁、调集车辆船只、运送军需民用，可谓殚精竭虑。

　　甚至，为了及早实现“平乱”的目的，他还在10月20日一天内，为摄政王亲信、度支部大臣载泽代拟3份“面奏节略”(与中央核心汇报谈话的要点)：

　　一是《代载泽拟进兵迟速关系大局之缘由节略》，认为乱军势孤，“平乱”军事行动必须快;

　　二是《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荫午楼即正在前敌的总指挥荫昌，盛宣怀指责他一味观望，坐失良机，并建议中央立即撤换;

　　三是《袁世凯宜明降谕旨催其赴鄂节略》，盛宣怀建议中央起用袁世凯，代替荫昌。

　　这3份节略，其实令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视甚高、在德国学习军事回来的荫昌，而荫昌的背后，是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当然也不会领他的情;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10月23日，盛宣怀再度亲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严饬荫昌亲临前敌，加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建议对前线将领实行“重赏严办”的问责制度。

　　而此时，已经实际上成为孤家寡人的盛宣怀，也遭到了别人的“问责”。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国有方案只是为了其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的铁路国有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

　　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

　　危险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怀，并终于在10月25日的国家议会“资政院”的会议上，达到了顶点：资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一切职务。

　　当晚，盛宣怀居然还在写长篇辩护词，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并“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的“急先锋”，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果然，盛宣怀自请辞职、体面退场的要求没人理睬，中央毫不犹豫地将他抛了出来：革职、永不叙用。这在大清国的纪律处分中，是最为严厉的一档，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了。而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死刑。

　　至此，盛宣怀彻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为凶悍而坚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荫昌、载泽这些皇族贵戚都要凶悍而坚定，这令他的资产在民国成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却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希图以此迟滞大厦崩溃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改朝换代的关头，能如盛宣怀这般、走到如此绝境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如果没有那些自称还讲些“义气” (honor bound)——《华盛顿邮报》说，四国联合营救盛宣怀，就是为了这个honor bound——的老外们，盛宣怀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赵尔丰一样，成为辛亥年祭坛中的一滩血泊。

　　盛宣怀的儿孙们记录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怀一直住在神户的盐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挂了颗小印，上刻“须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写点日记，令后人好奇的是，逃脱了绝境的盛宣怀，究竟都在为自己写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