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官僚主义逍遥法外
现代化管理要求我们尽快建立惩治官僚主义的法规。官僚主义造成的经济损失无疑是一种犯罪,一种严重的犯罪。有人把官僚主义看成是“教唆犯”,这丝毫不夸张。因为在经济领域的官僚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一是它虽然没有化公为私,但它却化公有为无有;二是在经济生活中,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消费和损失,比贪污盗窃等所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三是贪污盗窃等行为一经查实容易制止,而官僚主义问题往往被忽视,一犯再犯,不易制止。因此,对造成严重损失的官僚主义,必须以犯罪论处。
颇为有趣的是,两个青年人在书中还探讨了书记与厂长的关系问题:
书记与厂长
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认为,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就是党委书记和厂长的关系,党的领导就是书记领导厂长。因此,厂长和书记有一点矛盾就是闹党政矛盾,甚至被说成厂长“脱离党的领导”,“闹独立性”。
他的看法是:应该把厂长和党委的关系同厂长与书记的关系区分开来。厂长是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进行工作。书记与厂长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班长”与成员的关系;在工作中是党、政两个系统的各自的“首长”。
他在党委会上,严格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他的意见被否决了,只要多数通过,他便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当他的建议只要多数人通过了,尽管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书记不同意,他也按规定去办。
他在实际工作中有这样的体会:处理好企业中的党政关系,一是要书记放手,不包揽行政事务,二是要厂长大胆负责敢于承担责任。只有书记放手,厂长才能大胆干;厂长大胆干了,书记也就放手了。
在书中,他们将厂长比喻为“司令员”:军队打仗,要由司令员说了算;生产上的事,经营业务上的事,行政上的事,就是要由厂长说了算。厂长的话就是命令,要令出如山,说一不二。
他们还将厂长比喻为一只“鸟”:过去被缚住了双翅,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绳索被解除了许多,比较自由了。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还有一个“大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令计划、令完成兄弟俩认为,书记和厂长都是企业的“A角演员”。他们引用了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的认识和作法:在经济工作和干部管理上,党委只行事建议权,厂长行使决策权。
“二八定律”也成为这本书关注的内容之一:
“二八律”思想
在一般情况下,科学技术成果的百分之八十要靠百分之二十的业务骨干来完成。这是美国汽车工业界统计的结果。因此首先要保护和鼓励百分之二十,以此来调动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向他们学习和过渡。
1985年,正是中国城市改革风起云涌之年。令计划、令完成两人也没忘记把目标聚焦改革这件事情上。
在书中,他们也总结了改革阻力的三个出处:
改革阻力来自何处
阻力首先来自社会习惯势力和惰性。许多人向来讲中庸之道,反对冒尖,东方式的妒忌心理导致了目前社会上“枪打出头鸟”的普遍现象。再则有些人最讲墨守成规,无前例之事绝不做,任何新生事物出来总要先反对怀疑一气再说,所以我们在改革的同时一定要特别主义改革观念;搞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一定要抓管理、观念、工作效率、价值标准的现代化和人们素质的现代化。
阻力也来自触犯既得利益者。吃惯“大锅饭”的人会反对打破它,捧惯“铁饭碗”的人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故改革必然是艰巨、长期和曲折的。因此,我们要注意策略,稳中求快,化强震为弱震,积小胜为大胜,不要把各方面持不同意见的人都看成阻力,尽可能不要刺激人,允许人家有一个认识过程,多用事实说服人。
阻力也会来自改革者或改革事业本身。我们的提法、做法不一定一开始就会尽善尽美,因此,要随时修正错误,又随时坚持真理。从领导角度更要保护立志改革的人。过去,我们不太鼓励开拓者,总是批评家们占上风,喜欢抓住一些缺点就全盘否定,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事业就难以倍道而进。
令计划、令完成两人还提出,改革不能犯法,但要允许犯规。他们更呼吁各级领导和行政管理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主动地废除和修改哪些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旧制,为改革者“松绑”,并使他们免除“违法”之嫌。
整整30年前,他们一个29岁,一个26岁,正是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其后,兄长令计划仕途一路看涨,最终官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幼弟令完成继续在新华社做记者,并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转入资本市场,长袖善舞,以“王诚”之名为外界熟知。
时间在2014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他们连同哥哥、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一起,成为中国打“虎”行动的一个强有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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