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刷工时爱看党报党刊
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时期，17岁的令计划没办法考大学，就到印刷厂当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把每次排版所需的铅字一个个拣出来排好。当时的车间主任李梁喜告诉记者，令计划后来的主要工作是开印刷机，每天工作8小时。“这个活太复杂，要印很多东西，不能出错，要求很严。” 那时令计划每月能领到二十来块钱工资，但生活依然很艰苦。“他穿的是他爸的旧军装，改小了套在身上。我从来没看他穿过别的衣服。由于长时间磨损，衣服黄不黄白不白的，显得特别破旧。” “当时年轻人都爱玩，但计划很好学，下班后回到宿舍一有时间就看书看报，写写东西。”李梁喜说。那时，除了《人民日报》，令计划的“课外读物”又增加了《山西日报》和《红旗》杂志，均为党报党刊，“还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的书”。 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平陆当时的官方报纸《平陆小报》，并给县委县政府印一些材料。为了多挣钱，厂里也接一些社会上的订单。一来二去，踏实肯干的令计划就被县领导注意到了。 “县里的领导一看到印刷厂有这么个人才，就打听这是谁家的娃，也就知道了他是老红军的后代。领导说，团县委正缺一个这样的人，就把他调去了。”李梁喜说，当时的团县委也就三五个人，以前是“死水一滩”，令计划去了之后，团县委的工作就变得活跃了。 现任平陆县政协主席赵旭光当时担任平陆县城关镇团委书记，和令计划工作联系比较频繁。他还记得某个星期天，他到令计划办公室取材料，看到令计划穿着短裤背心，正蹲在地上看材料。“材料多，桌子上放满了，就摊在地上，他就趴地上看，很用功。”
1975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水浒》时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当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纷纷发表关于《水浒》的评论文章，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1975年9月23日，令计划紧跟中央步伐，拟写了《共青团平陆县委关于号召全县团员、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评论的通知》，共印400份，报“团地委”，主送“各团委、总支、支部”，抄送“县常委、有关组、室”。 1976年7月，令计划入了党。山西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雅茜在2008年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增华岁月》，内容是曾任平陆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的回忆录。其中写道，1976年11月22日，令计划成为团县委副书记。梁增华作为其直接领导，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印象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张雅茜告诉记者：“书出版时，令计划已是中央领导，所以文中特意隐去他的名字。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出事。” 推动“五讲四美”活动 常乐中学的教师杨前进告诉记者：“听说计划口才很好，演讲都不用拿稿子，他就是凭着这个本事一步步从县里升到（团）中央的。”对令计划的这种认识，在平陆颇具代表性。 1978年，令计划去中央团校学习，给团中央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次年，团中央在全国选拔人才，运城团市委推荐了令计划，他由此被选调入京。 阎平告诉记者：“最初，令计划给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当秘书，高占祥很喜欢他。后来（1983年1月），高占祥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也把令计划带过去当秘书。”令计划的公开简历显示，1982年至1983年，他被借调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 赴河北工作前，高占祥带领团中央宣传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五讲四美”的倡议，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五讲四美”道德教育活动。而此时，令计划正是团中央宣传部的干部。
后来，令计划又回到团中央宣传部任职，直到1995年卸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此后，令计划开始了在中央办公厅长达17年的任职经历，并给同事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中办勤勉能干，当上领导后很多事依然亲力亲为，对下属也很和气。 令计划在京工作期间，家乡的很多亲戚朋友去北京找过他。1982年10月，令计划的初中老师曾普超和高中语文老师赵璧到北京旅游，顺便看望得意门生令计划。“我们坐了大概有一二十分钟。他给我们倒了茶水，还削了苹果，但说不上话，总是刚说三两分钟，电话就响了。一看孩子这么忙，我们也就走了。”曾普超告诉记者。 令家的一位邻居王爱玲（化名）记得她与令计划的一次接触。“十几年前，我去北京办个事，计划妈跟我说：‘我给你写个电话号码，是计划的，你在北京如果没有熟人，没有住的地方，就去找他。’我在北京的一个肿瘤医院有个老乡。到北京后，我给计划打电话说：‘我来北京有个事，你妈妈给我你这个电话。’计划说： ‘你等一下。’后来我打电话跟他说，我如果找不到老乡，再给你打电话，他说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找到了那位老乡，在肿瘤医院住了一晚就回来了，也没打扰计划。”
令计划在平陆印刷厂时的师傅王增林在上世纪90年代也去看过令计划。当时，王增林已经退休，继续为印刷厂看大门。阎平告诉记者：“我们就跟王师傅开玩笑说：‘你徒弟都当（团）中央领导了，你还不去找找他?’”后来，王增林果然到北京去找令计划。“他看到团中央的牌子就进去了，待的时间很长，有一个星期，但令计划那时已经不太方便出面，就给师傅在招待所安排了住宿，还转交给他3000元钱。”
妻子谷丽萍的“生意圈”
令计划在平陆老家没有谈过恋爱，到北京后，他认识了妻子谷丽萍。两人的相识得益于谷丽萍的父亲，谷父原是军乐团小号手，后转业到北京圆明园当某工程队党支部书记，并结识了团中央的一批人。1983年，令计划到中央团校政教专业学习，与谷丽萍相恋并结婚。 谷丽萍学的是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任职于北京市检察院。起初，谷丽萍并无官职。但随着丈夫令计划的高升，谷丽萍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据悉，令计划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后，谷丽萍被调到中央团校图书室工作。此后转向了与共青团中央相关的青少年教育工作。2003年11月，谷丽萍创办了一家名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的公益组织。 在YBC官方网站上的组织机构介绍里，记者看到，该组织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威尔士王子国际商业领袖论坛、英国驻华大使馆等机构共同倡导下发起成立”。据媒体披露，该组织在创立之初就收到了电信、科技等领域数家中外大型企业数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短短几年时间里，YBC在全国50多座大中城市设立了分部。 2010年11月，团中央发起成立瀛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核心项目就是YBC。而谷丽萍也成为瀛公益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并兼任YBC总干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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