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叙述: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心酸日子(组图)

　　偷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的抗议。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作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了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床白被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我们戒严现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逃亡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三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地下室很小，屋长不够身长，只好把停放遗体的担架斜摆着。

　　刘少奇主席的老卫士长李太和接到刘少奇的死讯电话后，匆匆赶往机场，飞到开封，直奔地下室。盖着白被单的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如雪的白发蓬乱着，足有一尺多长。李太和悲痛万分，他含着泪细细地给老首长修剪长长的白发，轻轻地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用一套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裹住刘少奇骨瘦如柴的身体。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朵白花，有的是漆黑的夜幕与那嘀嘀嗒嗒的秋雨。我们组织20多人把小小的火化场戒严起来，到了火化场，安排有人在那里喷洒消毒剂。按规定，在死亡登记表上要注明具体病因，可是那天，上面只填了“传染病”三个字。老司炉工不解地问：“到底是哪种传染病？”有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催他快点火化。

　　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鲜花，没有党旗，火化结束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出去。

　　历史自有公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14年后，终开昭雪了。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四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五中全会公报广播的那一天，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阴云散去，春光普照，若九泉之下有知，也该含笑，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