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不平衡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对于男孩的文化偏好。在中国的父系文化中,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并且是父母年迈之后养老的保障。20世纪70 年代,中国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人们为了满足这种偏好不惜实施性别选择性堕胎(通过广泛采用的超声波检查的方式来实现),数百万女孩因此未能出生。
外媒称,在中国邯郸市郊区的农村,一个单身汉要想娶一个当地女孩需要有6.4万美元—这是购买一处适当的住宅和下聘礼的价格。这远超很多当地农民的经济能力。
彭博社网站2014年12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亟需数百万新娘》的文章称,据《新京报》报道,因此近几年来,当地人一直通过一名越南“红娘” 花费约 1.85万美元“进口”一个越南妻子。但是这个神话很快就土崩瓦解了。11月21日早饭后不久,100个“进口”到邯郸的越南新娘和媒人一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这是一起典型的中国特色的诈骗案。受害者是一个正在迅速增长的下层社会代表:数百万贫困的群体,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因为中国的区域性别不平衡现状, 他们无法满足娶妻和建立家庭的家族和社会期望。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的超过13亿人口中,男性数量较之女性多3380万。
报道称,中国巨大的未婚男性人口显然对于中国、甚至也包括其邻国在未来的几十年构成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当前显然的是,“邮购”新娘诈骗案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开始。
中国性别不平衡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对于男孩的文化偏好。在中国的父系文化中,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并且是父母年迈之后养老的保障。 20世纪70年代,中国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人们为了满足这种偏好不惜实施性别选择性堕胎(通过广泛采用的超声波检查的方式来实现),数百万女孩因此未能出生。
2013年的政府报告称,每117.6个新生男婴只对应100个女婴(自然率应该为103至106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在乡村,这个比率可能更高。
马拉·维斯滕达尔在其2011年的著作《非自然选择》中说,在某个城镇这一比例高达150比100。根据一项估算,长此以往,这样的不平衡可能制造出一个严峻的男性过多问题,到2020年可能达到男性人口总量的20%。
当然,社会期望并不仅限于对男孩。在中国通常期望女孩能够嫁得好—在一个男性数量远超女性数量的国家,实现这种期望的几率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在城市中, 因此有很多农村女性都在向城市转移。结果是,迎娶新娘的花费特别是给新娘家的聘礼正在增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2011年一项针对聘礼的调查发现,在20 世纪 60年代到90年代年间,仅在乡村地区,这一数字就增长了70倍。
这是一个全社会性的问题,但是在中国乡村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性别比过大,生活的窘迫令年轻的适婚女性正在离开。这两项因素令所谓的“光棍村”的数量日益增长。尽管对于其分布并没有权威性的研究,“光棍村”吸引了学术界和媒体广泛的关注。2011年关于聘礼的一项研究援引了陕西省宝石村的案例,这个村的总人口为1013人,其中包括87名35岁以上的男性。在中国农村地区,男性通常会在30岁之前结婚,这87名男性可能将终身打光棍。而且他们极有可能既贫困又没有受过教育。根据一项2006年的调查显示,97%的28 岁至49岁之间的中国单身汉都没有上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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