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液,大约在凌晨4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上的情况。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第17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视为至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同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提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来到我处,就肖像一事作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
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了一段时间,我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把人,还莫如说把仆人看作一群蚂蚁,而不是具有个性的人。
对他来说人只是政治赌博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对忠于他的高岗没有给予丝毫帮助。当时他认为同毛搞好关系对自己更为重要。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谁怎么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责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70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请您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这不算什么,他还把一夹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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