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在长达四个月的折磨中，聂元梓等人要他们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值得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骄傲的是，邓朴方、邓楠兄妹拒绝和红卫兵合作。不管是遭到毒打、遭到开除党籍，邓朴方都拒绝开口斗争他的父母亲。于是，他大祸临头了。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无人道的岁月里，人间还是有温暖的。当邓朴方跌伤后，北大医院当局拒绝收容他这个“全国第2号走资派”的儿子，在灰心绝望之时，他碰到救星。一名叫王凤梧的工人以无产阶级宣传队员的资格被派到北大，由于他是工人，红卫兵对他敬畏三分。他见邓朴方的惨状，便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屡遭拒绝。最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终于答应替他会诊。
结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摄氏40度。据邓朴方的妹妹邓榕1984年在那篇极感性的回忆“文革”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中叙述：“凭着一股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哥哥到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向上写信、申诉，从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邓榕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和这位王凤梧师傅联络。但是，对邓朴方有救命之恩的王凤梧一家人从未向邓家提出任何要求。
受伤后，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数他被送进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的那半年的岁月。由于他的病当时医生已束手无措，便把他送去清河救济院。有一篇写邓朴方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到达清河救济院的情形：“开午饭啦，80多岁的老护理员、孤寡老人朱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给邓朴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递给他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至于清河救济院的情形，据当时到那儿去探视他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第4病室”里的“哥儿们”一起劳动，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人民币，每个月赚四五块钱。
邓朴方说，这段岁月最难熬，因为他急于知道众人、尤其是父母亲的下落。他说：“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问，只能暗中打听。”
过了半年，邓朴方在天津的姑姑终于找到他了。经过四处奔走，终于把他接出清河救济院，并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一间小房间里。这时候，被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邓朴方的消息。邓小平于是写信给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准邓小平接邓朴方到江西和他们团聚。
林彪事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风向又改了，邓小平获准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让邓朴方接受治疗。这回周恩来又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三○一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名医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层人员的专属军医院。
邓朴方1972年4月在邓榕陪同之下，住进这家医院。但是，文革中期，许多医生受“文革”波及，都下放改造，一直到1974年夏天，也就是“文革”末期，一些被下放的医生被解放回北京原单位，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三○一医院骨科专家正式给患了6年瘫痪的邓朴方会诊，并进行一次诊断性手术。结果发现：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严重。邓朴方说：“当时我一翻身，身体长的骨头就嘎吧嘎吧地响。”此外，他的胸骨第十二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他的截瘫也因此从双腿上升到双乳的地方。当时医生们认为，6年前，如果给予适当治疗，他的瘫痪应该可以降到大腿以下。可是，长期骨折形成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这时候，邓朴方也等于接受了命运的正式宣判：今后，他永远不能站起来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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