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梆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帽儿，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搅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儿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儿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代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儿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了。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那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做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气息，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色。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上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的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战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待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都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但绝不会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代出自己的风流艳史，居然还有不少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做伴，不过是图个暖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传统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熏着，她来看我时，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但这事一出，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知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这样，不管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待一待，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的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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