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史、改革史学者雪珥主题演讲
战略史、改革史学者雪珥在主题演讲中表示,雾霾问题现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是只要给予了真正的重视,治理还是很有希望。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现在环保的问题,上纲上线到某种甚至可能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高度。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一小批人的选择,不是说一小搓人、一小批人就能够把那么大一个环境给破坏了,是我们全民共同的选择。所以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责任。
雪珥从改革史的研究角度提出,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重现某种程度的环保问题,是一个伴生现象。环保和生态的问题可能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常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以下为发言实录:
雪珥:今天谈雾霾,雾霾会不会散?天下没有不散的雾霾,关键还是什么时候散,在雾霾彻底的散去之前,在座的各位还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吗?我想还是有希望的,既然在这个会场上咱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成本来开这个会、来讨论这个话题,说明我们已经在重视了,所以还是非常的有希望。
刚才中邮基金的任泽松给大家讲了未来应该投资的产业,我之前也做过投资,给大家推荐一个,环保。在上两个星期,我在北京有幸陪有关部门的领导去视察了一家非常非常低调的企业,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搞的生物制剂已经可以在沼泽地里种庄稼,可以吃掉海面上漂浮的原油,可以对包括受污染的油砂进行处理,处理之后可以把石油浮在面上,吸出来的石油还能够继续使用,这家企业就在咱们北京。
美国政府邀请这家企业的老板移民美国,并且告诉他只要你开清单你有多少人要带走都能带得走,但这家企业拒绝了,当然他有一个更大的考虑。这个企业不仅是环保产业的企业,他有一些技术已经运用于军队,非常的实用。我想在今后的几年当中,像这样的企业实际上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中国转型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在讨论今天这个雾霾会不会散我们的信心所在。
乾隆时期,人口剧增曾导致自然灾害频繁
其实在历史上,古今中外来看,环保和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并不是到了当下才出现这样一个新的问题。从乾隆时代,咱们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GDP,达到顶峰状态的时候咱们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在乾隆盛世的时候中国各方面的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非常高,而这个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原因是人口的剧增,中国人口从1亿到2亿花了多少时间?花了78年,从2亿人口到3亿人口花了28年,从3亿人口到道光年左右的4亿人口花了44年,所以中国的人口是剧增的,但当时的粮食亩产根本就跟不上,中国人均的粮食只有400多斤,远远低于汉代时候的900多斤,我们靠什么?一方面靠农业技术的改进,另外一方面靠大规模的拓荒,而大规模的拓荒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的灾难,这就倒过来了制约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所以中国那时候的人口一直维持在4亿左右,再多的话就可能爆发一些新的波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
美国的环保问题也一度非常严峻
同样,在我们经常要提起的美国,在美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国的环保问题也是一直非常严峻的。在19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长达10年的时间美国被沙尘暴所困扰,尤其在1934年的时候,美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沙尘暴,那个沙尘暴的规模有多大?它的宽度、整个幅度是2400公里×14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高度有多少?有3公里高,所以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黑沙暴事件”,这个环境的污染直接导致了、促成了或者加剧了美国4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也是罗斯福总统在搞新政的时期进行改革的重点。所以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936年开始,推出了“土壤保护法”,开始大规模的种树,所以到了1936年的时候终于盼来了雨,就像咱们在北京,老是盼着起风,当时的美国老是盼着下雨,只有下雨了美国人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美国如此,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同样如此,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随着北京雾霾的加剧,我们现在把北京的雾霾和伦敦进行对比,伦敦在1952年所爆发的最大的一次雾霾,直接杀了4000多人,比咱们北京要厉害得多了,我看微信圈里面咱们有很多朋友在传,当年伦敦的照片与现在北京的照片相对比,的确非常非常的相似。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欧洲咱们经常去旅游,你看见莱茵河现在多么美,但你想想几十年前莱茵河被西方人称为“欧洲的公共厕所”,那个时候住在河边是一场灾难,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莱茵河已经变得非常的美丽。
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一小撮人破坏的
我为什么讲这些?实际上从我对改革史的研究过程当中来看,可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重现某种程度的环保问题,是一个伴生现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必然的,但是从历史统计来看,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它这种现象的伴生性还是非常强的。
中国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是不是一定会比美国人更聪明,更有智慧,会不会比英国人更有智慧,会不会比我们乾隆时期的我们的前人们更有智慧?未必,我们不要太高看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所遭受的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发展带来的一个伴生的问题,在30多年前有谁会在乎这些。
我记得30多年前我们浙江能够进纺织厂工作,那都是非常好的工作,你都得批条子,都是领导干部的孩子们批了条子才能进去的,后来开始搞改革,大量的办了水泥厂,很多农民都愿意到水泥厂工作,虽然那个污染非常的重,大家也知道那个伤身体,咱们知道纺织厂也是很伤身体的,现在纺织厂再后来的改革当中很多都关、停、并、转了,那些纺织女工都成了弱势群体,当年能够进纺织厂都是很牛的家庭才有可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需求在改变,我们的利益格局在改变,我们大家的身份地位在改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