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的“偿命申请书”
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偿命申请书，想邮寄给检察院，看守所有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书到不了高层或丢失，一定要亲手交给汤计
新京报：你低估了案件的复杂性？
汤计：是的，在复查中，公安机关认为当年的呼格案弄错了，公诉机关也认为当年起诉呼格案凶手的证据不足，但法院认为没有新的物证，仅凭赵志红的口供不能启动再审程序。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意识到问题不简单的？
汤计：2006年11月28日，赵志红案不公开审理。10条命案只起诉9条，但呼格案没有起诉。我当时很震惊，心想，咋会这样？
这个案子是秘密开庭的，但很多干警给我通气，警察信仰的就是法律，对就对、错就错。于是，我赶紧写了第二份内参，题目为《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
新京报：你掌握了新的证据？
汤计：无巧不成书。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偿命申请书，想邮寄给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看守所有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书到不了高层，又或者丢失，一定要亲手交给我。
到我办公室后，那位警察给我看了工作证，说了这个事，把（偿命申请书）复印件交给我。然后，他就像完成一项使命一样，掉头就走。我当时特别感动，这个警察的责任心，他的法治精神和正义，令我非常震撼。
新京报：那你接着怎么做的？
汤计：我没敢耽误。当年12月20日，（偿命申请书）一字不改，写了一篇情况反映《“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发到北京。我们以前没这么发东西的，值班副总、分管业务的副社长、社长，一字不动发到北京总社，走的“加急”通道，总社又经过多关审核，但没一个领导说“毙了”。
情况反映得到了中央领导、最高检领导的批示，呼市中院对赵志红的一审被暂时“休庭”，总算“枪下留人”。
新京报：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是什么态度？这份申请书原本是递给他们的。
汤计：当时内蒙古区检的检察长是邢宝玉（已退休），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他直接给我打电话，申请书应该是给我的，怎么到你那儿了？他以为到我这儿的是原件。我就笑了，你没看到吧，那说明你们那儿有“肠梗阻”。结果，一个小时后邢宝玉再次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原件是在我们这儿。
司法系统换届延误案件进展
“我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
新京报：既然各方都有积极因素推动，为何再审程序迟迟没公开启动？
汤计：那时中院、高院不认可公安、检察院的新线索，让公安拿物证。都十年了，根据案发时的保存条件，关键物证没了，精斑啥的都丢了。
但呼和浩特市中院有关人士说，仅有赵志红的口供，没有犯罪物证，不能认定“4·09”案件的真凶就是赵志红，那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图案的错判问题。
新京报：你当时心里着急吗？
汤计：心里真着急，这不是故意设障吗？事实上，在呼格吉勒图案上，赵志红是不是真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时办案的事实是否准确？证据是否扎实充足？如果不是，那就应该疑罪从无嘛。
2007年初，我把呼格案的相关材料梳理一遍，第3次写了内参，共两篇文章。一篇是《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上）》，另一篇是《死者对生者的拷问：谁是真凶？—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下）》。
我把公检法三方的意见都摆出来，领导也不傻，几方一比对，能明白问题出在哪儿。
其间，我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
新京报：法院不响应，还有其他办法吗？
汤计：当时，我跟检察长邢宝玉交流，呼格案这么长时间，检察院咋不抗诉呢？你这有权啊。他说，现在不能抗诉，法院目前这个状况，抗诉了，它肯定就维持原判，一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就真死了。明明是疑罪从无，你却将它弄成死结。此案应该由最高检抗诉，异地审理。
我一下豁然开朗。我当时寻思，能不能跨省区异地审理，于是2007年11月28日，我写了第4篇内参，题目是《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确，专门针对法院。
新京报：但后来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
汤计：一转眼到了2008年，最大的问题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政法委、公检法几乎都换人了，新来的领导谁会积极协调这事？那段时间人最低潮，心里最难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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