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国曾是文强顶头上司 后者忌日恰是其升官日

　　明星朱明国

　　在广东，朱明国称得上“政治明星”。

　　这位时有惊人之语的官员，虽然职位是承担维稳任务的政法委书记，但是他总在不同场合强调，对媒体要有“承受力”和“容忍度”，要“善待媒体，尊重媒体”“把舆论监督作为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的帮手”，“顺应民意，回应关切，改进工作”。

　　因此，在当地的一些媒体眼中，朱的“一直善待媒体”，不仅在各种场合主动“爆料”，也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甚至在一次接受采访后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就是给记者打工的。类似的表述，是“给人民打工”。

　　“顺应民意，回应关切”的表述，在朱明国处理2011年广东爆发的乌坎事件时称得上名符其实。

　　当时，因为土地和腐败问题而爆发的乌坎，一度气氛极为紧张。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朱，却直截了当地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表态“大多数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要诚意跟政府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甚至对于组织者挑头者，他也说“可以考虑从宽处理”。

　　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当时进入乌坎和村民谈判，共进午餐的朱，受到了热烈欢迎。广东官场小钻风告诉岛君，也正是因为此次危机处理中的“开明包容”，朱在广东官场和民间的印象分都增加不少。

　　在事后的全省总结会上，朱明国声色俱厉地批评当地干部“久拖不决酿严重后果”，称“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或许是这次事件的经历，让他在政协换届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要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打捞沉默的声音。”

　　政坛双面人

　　朱明国是一个值得挖掘的人物。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史时，朱曾经动情地说道：“我从一个广东贫困的农家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我深感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组织和人民的培养之恩，地厚天高。”今年，在党校学习的他，也曾把焦裕禄引为榜样，称“自己这个年纪的干部从小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焦裕禄是我们从政的老师、标杆，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这样一个“苦孩子”，也在2007年十七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说：“要预防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楼下、毁在红包中、垮在买卖关、死在路桥边、烂在色情里。”

　　一语成谶。

　　按照一些媒体的套路，你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朱明国反贪语录”。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意义，但是格调不高。所谓“打脸”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言语的靶心已经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和机会。虽说“痛打落水狗”，但是也不能沦为简单的情绪发泄。

　　毋庸讳言，朱明国在各种任上的一些说法，还是很精彩的，有许多颇有见解。

　　比如，在纪委任上，他就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模式；而在一次会议上，他也批评走马灯一样更换县委书记的做法，认为县委书记干一两年就走，“说白了就是欺负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开玩笑。”当过县委书记的他表示，“没有五到七年，很难把一个县治理好”。

　　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一个有过贪腐经历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且不说收了钱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推测，一些吃喝根本不愁的官员，白天是勤政能干的官员，晚上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种角色的自如转换是如何完成的？如果说利益输送是为了家庭尚可“理解”，那么如果是“大家都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这是规矩和规则”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反思政治生态的问题？尤其是，作为纪委书记的他，亲手把很多官员拉下马、送进号子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2011年，朱明国在《学习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换届：进退留转话官德》。字里行间，透出他对官场众生相的深谙：“有的一心晋级升档，四处活动，拉关系、走门子；有的当退不想退，离巢还恋栈；有的感到提拔无望，精神不振，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的挑肥拣瘦，对职务安排不满，不愿去‘清水衙门’和欠发达地区，向组织讲条件，对群众发牢骚；有的纪律松弛，违纪违法；有的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等等。”

　　文章里，他归纳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官德”和党性的缺失，也有考核监督机制的失位。而他本人，在仕途戛然而止的今天，也得有人来总结其中的原因。

　　不过，巧的是，文强死的日子，恰好是朱明国升官日。而今，当老朱在机场被架走的时候，是否会想起过去的这位老部下呢？